他的计划很快有了成效，暂时失去了外部威胁的叛军，再次开始了内讧争斗，叛军沒有统一的指挥系统，沒有公认的领导，也沒有什么一致的政治目标，这伙人如同一盘散沙，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原新军、原各路明军官兵、浙北浙西等地土匪及被裹挟民众，到了天启二年六月，这三个组成部分再次陷入内讧火并。

不断有叛军头目被打死的消息传來，不断有小股叛军向杭州城内的官兵投降，这场内讧完全失去了控制，最后，叛乱武装就地瓦解，在杭州城周围被陆续剿灭，六月底，余姚、慈溪等地也被收复，新军叛乱持续了近7个月，最终自我瓦解了。

7月，兵部尚书孙承宗任南京经略，明朝军事力量开始集结南京周围，打算收复江南半壁江山-在中华军控制下的江南东部地区。

在明朝朝廷看來，江南局面一直是尴尬地摆在那里寒碜人的，大明朝从來秉承的三不原则：不行款、不割地、不和亲，摆在江南地方以及福建、海南等地，就成了自打耳光的摆设。

无论如何，海禁是祖宗之制，适当放松已经是极限，因此，反对海禁的中华公司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

东林中人秉承道德上的正直办事，并无一人能真正看清中华公司的面貌，实际上，中华公司正在主导整个中国沿海的海外贸易秩序，而且还以各种手段打入国内市场，明朝海禁，实际就是把海外和国内市场之间的贸易全盘推给了中华公司经营，明朝官府实际上是在用国内各大商家和中华公司的贸易利润，帮助了中华公司的扩张，因为海禁政策，海外贸易利润明朝官府根本难以拿到，而这些收益则是让国内各大商家不断为和中华公司供货的动力。

虽然无人能看透这点，但是江南的中华军控制区在这五年内，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走私贸易集散地，这使得很多明朝官员都为之愤怒、嫉妒、恨，特别是自身家族在江南的那些人士。

江南是中国主要出口产品丝绸的主产地，中华军控制了半壁江南及长江口，几乎就是垄断了丝绸海外贸易，以最主要的生丝贸易为例：一担生丝从江南各地收购到中华公司仓库，中华公司的收购价为每担七十到八十两白银，而他们甚至不用把货挪地方，转手就可以以二百五十两的价格卖给前來收购生丝的日本商人，而转运到台湾、吕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交易的生丝可达到二百八十两的价格，运到马六甲、万丹与西洋、阿拉伯人交易的生丝，天启二年由于战争原因价格飙升到四百两白银，当然，在这里参与收购、运输生丝还有国内各大商家的势力，只是海上运输时都是打着中华军旗帜的。

江南东部这些年因为中华公司的海外贸易而繁荣，但是江南那些朝廷官员的家族由于政治立场关系，无法参与到热火朝天的海外贸易中去。

虽然江南官绅士族也有暗地里和中华联合公司进行贸易的，但是鉴于东林党人喜欢在一切涉及道德的问題上穷究，这些暗地里的交易不可能做大，而陈衷纪的江南镇守府，对东林党人完全不当回事，对他们这些东林党人的家族与其他士绅地主一视同仁，凡有人犯事，一律严惩，毫不留情，对于公然违抗中华军法令的，抄家灭族然后分土地，也是毫无例外。

所以，最激烈主张对中华军开战的，就是这些家住江南地区的东林党人。

十一月底，刚刚从南洋的战事中换过一口气的尹峰，接到了郑芝虎在松花江与呼兰河交汇处发來的战报：中华军在此地击败了阿巴泰满洲残余部队与蒙古人的联军，敌人已经向北向西溃逃，在冬季结束前，东北不会再有什么战事发生了。

郑芝虎打胜仗的地方，在另一时空中被称为哈尔滨，他的主要兵力是本地人组成的辽东保安队及开拓团民兵，中华军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已经严重不足：朝鲜国内又开始出现不稳局势，辽河对岸的明军也蠢蠢欲动，尹峰向辽东发去命令，中华军全体在整个东北进入全面防御状态。

在中华军参与的各地战事渐渐平息之时，江南地区却是开始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同时，福建官兵也开始向南集结兵力，江西、两广的官兵也在向闽南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