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在武昌城头看到了明朝政府军营地内的大混乱，杨七等诸位中华军军官面面相觑之余，以良好的心情在城头坐山观虎斗，最后，土司叛军被大明官兵击溃，余部纷纷向南溃逃，明军也拔营离开了武昌城，尾追而去，明军反攻武昌的这场战役，还沒开始就已经结束。

打从武昌城陷落，明军在长江沿线基本上沒有能发动过一次像样的反攻，有点战绩可言的战斗，大多数只是那种偷袭芜湖、瓜洲之类的游击战、骚扰战。

当然，这和中华军在长江上的部队都比较克制有关系，自从打下荆州后，中华军已经停止了作战行动，刘香以少量兵力突袭扬州，纯属其个人行为，而且因为是反击明军的攻击，还受到尹峰的直接表扬，不过，随后，江南道行军总管陈衷纪、副总管罗全修联名对所辖部队发出明确命令：除非遇到明军挑衅，否则一律停止针对明军的作战行动。

为了给与朝廷和谈制造和缓的气氛，中华军还把楚王的几名王妃、庶出王子放回了金陵城。

在得知以徐光启为首的朝廷招抚使团已经來到扬州的消息后，人在苏州的罗全修派出通讯舰通知了仍旧在武昌城的陈衷纪、麦大海、杨七等人。

罗全修并不擅长与朝廷文官打交道，要不他也不会投奔到尹峰麾下，在整个江南战区，擅长外交谈判的中华军高层只有陈衷纪。

在五年前的上一次招抚谈判中，大明朝廷被东北女真八旗席卷辽东之事所逼迫，不得不默许尹峰很多过分的要求，比如占据江南东部多个县城等等，而如今，尹峰的中华军已经打败了威胁辽东的女真八旗，代替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成为了大明朝心腹之患。

原先被满洲八旗压制的东蒙古各部落，在努尔哈赤死于赫图阿拉战场后，受到满洲八旗余部的影响，开始频繁地入关袭扰：现在，受到中华军长江攻略影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又出现了奢祟明为首的各个土司叛乱。

由于朝廷开征海饷和辽饷，加上连年的水旱灾荒，导致西北农民越來越快地走向成为难民、饥民的道路，很快就出现了民不聊生、饥民遍地的惨景，大规模民变已经初见端倪。

天启元年（1622年)七月，明政府起用熊廷弼，把他放出大牢，任命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对中华军和满洲八旗的战斗力有着切身体会，所以力主在辽西走廊保持守势，明朝政府当权的官僚们对辽东形势沒有清醒的认识，是乘着中华军与八旗余部纠缠之时乘机进攻，还是继续坐山观虎斗坚持防守，相关战略决策一直犹豫不决。

熊廷弼不顾御史们连章攻击他“怯战”，全力主张积极防御，商议三方布置，增加登、莱、津门兵丁，而重兵屯山海关，以大宁河为最前线，在粮饷上重点照顾蓟镇兵马，不过，熊廷弼并非完全只守不攻，他打算待各镇兵马大集，粮饷备足，登莱策应齐备，然后海陆三方大举并进，兵锋直指中华军旅顺要塞及金复海盖四州防线。

在发起反攻之前，熊廷弼认为还需要做很多事：置新式火器、练兵是最主要的两件事，他给朝廷的奏章中认为，要完成反攻准备工作，最起码需要五年，而且需要每年三百万两白银的开支

此份奏章一上，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科道御史最大的质疑就是：钱从何而來，大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需要养活几十万越來越多的朱家龙子龙孙，其余的需要应付几十万官僚的俸禄、庞大的宫廷开销，全国各地百万军丁的粮饷……这几年大明朝廷一直是是处处亏空，收不抵支，哪里还有每年三百万两白银可以用。

而此时朝廷已经被掐断与南方大部分疆土的联系，根本无力继续支援熊廷弼经营辽西，在此次招抚海寇的朝议中，熊廷弼连续上了数份奏章，成为了支持招抚行款一方的重要砝码，他在奏章中直呈辽东缺粮的事实，要求朝廷暂时与中华军停战，不仅可以使整个大明朝缓一口气，还可以使辽西明军从海路尽快取得一些粮食供给-否则，去年发生的兵变浪潮，很可能再次重现。

由于中华公司的横空出世，历史的进程已经被尹峰“篡改”的变了样，奢祟明造反规模远超过原时空面位的程度，而一度席卷大明朝各地的兵变风潮，直接原因是新军叛乱，实际是也是中华军军情部等推泼助澜的结果。

中华军已经成为明朝在辽东及东南沿海，以致于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麻烦，无论在哪里，明政府都处在战略被动状态。

如今，即将在苏州开始的这场谈判，明朝政府处在非常被动的局面。

台湾舰队旗舰“飞龙号”曾经是尹峰的座舰，如今经过多次改造，航速和操作可靠性都大有提高，前來瓜洲迎接大明朝廷招抚钦使渡江前往苏州的，就是刚刚从武昌城顺流而下赶來的飞龙号。

台湾舰队统领麦大海本來是要坐着飞龙号回崇明岛基地，路过镇江，就被陈衷纪拉住了，要他负责接送大明朝廷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