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性，反对人性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专制文化从此大兴，私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精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蒙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春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府状态导致‘天下之乱，，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精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精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性：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性，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蒙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精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潮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潮流，也是人性必然。如此潮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性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精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性，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性，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花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伦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精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精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迷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专制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乱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潮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府出手平息骚乱，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府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码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弄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