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社会保障，意见冲突就更加激烈。

“自古以来，东家给工人发工资，包红包，视工人表现好坏决定去留，这是天经地义。”宪政党议员蒋正源说道“国家立法限定最低工资，社会福利制度，战争期间，为了国战，业主也认了。可这工商风险也不小，一旦投资失败，往往血本无归。既然帝国欲兴工商，此等负担重重，准备投资的势必瞻前顾后，已经投资的也难免踌臁提高工人待遇，建立社保的方向鄙人概无反对，但现在帝国工商业本就是后起之秀，刚有些眉目，还要吸收外来资本行此劳资对策是否过于操切？能否缓行？”

只，………，劳资协商体制，此乃英法德美之西方工业国做法。我中华于此道自有传统，是否当斟酌国情……”说话的是新从统一党加入炎黄党的程奎光“我中华之三纲五常，尊卑体制，为上者关照下者，为下者努力报效上者恩德，〖道〗德教化所及，伦常法度森然。如此诸事合宜。

今于工厂行劳资协商，难免有刁恶之民煽动其间，动辄煽动工潮，谋非分之利，则业主苦不堪言，更有损我帝国之和谐稳定……”

“…自古无业者多乏教化，性情奸狡蛮滑，故而需政府和东主加以教化。若兴此策，上下尊卑荡然无存，奸狡之人得利，诚朴之人受损………”原复兴党员，现加入宪政党的议员丁山茂话一出口，就遭到了不少平民议员的嘘声，此人却是面不改色熟视无睹“帝国政府于战时给与之优待已让诸企业难以承受，今已有工会，又何必多此一举，进一步加大企业东主之压力，使勤奋执业者受损，奸猾者得益。此天理乎？人情乎？”

“工商业乃国之肱骨，怎么自废根基！”前复兴党员，现〖自〗由党议员林忠健忧心忡忡地说道“今各国无不保护工商，帝国也欲行五年计划，行殖产兴业国策，又何必在劳资问题上激进如此！有帝国社会保障之具体措施，工人已得温饱无忧，难道还要让工厂背上包袱，让业主难以自专经营。如此状况，又如何与外洋竞争……”

只，………，中华之传统，乃恩自上出。我帝国政府对劳工多有优待，而劳工知识匮乏，性情偏激，何必多此一举”复兴党资深议员程国友也是慷慨陈词“帝国政府颁行此等劳动保障制度，本人一概支持，然此法定之劳资协商，切切谨慎，一旦过激，恐怕就有莫测之祸，我帝国国本动摇……”

看着一个个议员慷慨激昂地提出反对意见，唐绍仪和周明根低声耳语一阵，等到议长谭任风再次敲响木锤要求内阁回应，唐绍仪肃然点头：“感谢各位议员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

于此问题之上，内阁方面均有考虑。“关于劳工阶层会不会借此要挟非分利益，相关之公司法，工会法，社会公共安全法修订案均将明文加以规范，而具体裁决由帝国司法负责。”唐绍仪说道“举例来说，劳工组织虽可提出劳工方的要求，举行非暴力罢工，但如果要求被法院裁定不合理，则必须复工，否则即为违法。如工会认为裁决有误，可以提请上诉，但须先行复工。另外，如〖警〗察和政府雇员，以及公交司机，教师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其罢工需要向帝国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裁决是否触发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为更好协调劳资矛盾，时时考察劳资现状，立法的执行，听取意见，帝国劳动部将采取巡回调研员体制，走访基层，调研情况，以为决策参考”

“…劳资协商体制将循序渐进，主要通过协商而非罢工来解决问题。内阁即将提交国会审议的公司法修订案中将规定企业设立劳资协作管理委员会机制，由劳资双方分别委任授权代表，每月开会，实现劳资对话，并可对企业发展策略提出建议，资方必须倾听劳工意见，会议纪要由劳资双方各自保存，并在地方劳资机构备档……”

“…各级法院将设有专门的劳资法庭，以裁判劳资问题，诉话费用由劳资双方平分，避免反复纠纷，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共利益……………”

“…帝国工商业，赖教育之发达，技术之进步，创新成果之运用，生产管理方法之先进，以在外洋各地获取相当之优势……以皇室产业为例，其底层正式工人，男性成年工人年均收入超过一百华元，女性超过七十华元，而盈利之能力远过洋商。可见工商之发展，并不会因如此水平之工资而遭遏制。陛下曾多次与我谈到，于官员行高薪，则官员爱惜职业，有助于尽忠职守三于教师行高薪，则教师尽责育人：于劳工行高薪，行业绩激励与最低工资之结合，则劳工无后顾之忧，反以公司为家，勤奋努力，恪尽职守，则工厂效率之提升指日可待，皇室产业可为楷模”

皇室产业的高额薪金，大部分议员早有耳闻。但很多人都觉得皇室产业更多是靠着资源优势，把持了很多关键行业，赚的也是政策钱。

可现在看看，这皇产是全面开huā，居然在很多轻工领域也是领先同侪，而这么多年下来，盈利能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越来越高，更兼屡屡给国家输血！

最近，帝国学术界也很是然闹。

继去年帝国大学，中华大学等高校的几位经济学泰斗出版了几部有关国家经济政策框架，以及〖中〗央银行学的书籍之后，今年连续出了两本很有震撼性著作：一本是帝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元培的《需求层次论》，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除此以外，他还讨论了另外两种需要，即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但认为这一切都属于第四和第五层次的需求之中。

根据这一理论，蔡元培提出，无论是有产者也好，无产者也好，业主也好，劳工也好，都是在满足了某一层次需求与追求下一层次需求的过程之中不断前进。人的一生，大体上就是遵循这样一个轨迹。社会进步的根本表现，在于能够使越来越多的成员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构建这样一个有利于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秩序，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根基。

另一本却更加直接，目前新内阁的劳工部长周明根牵头，几位教授和官员联合编篡了一套《企业劳资关系互动效果调研集成》，并没有直接提出什么结论，只是把战时对劳资关系的调研报告选摘了一部分，分别对照了不同企业的劳资关系和生产效率，以及同一企业在不同劳资管辖下生产和效益状况的对比。

这里边列举的薪酬机制，劳资对话，工人在不同劳资关系之下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企业效益的变化，让很多企业主和有心人都是眼前一亮。

再对照一下帝国专门负圭国际经济情报的蓝箭经济研究所每年更新的《世界企业组织行为年鉴》，综合里面英法德美各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很多人也开始模模糊糊地得出一些结论：美德经济的迅速赶超，是否也有其劳资关系处理较好，劳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参与度较强的成分在？而帝国的这些领先企业，似乎也在采取一些有相似之处的组织原则。

这仅仅是偶合吗？

“…帝国政府之立法，固然可为全社会总体之指导，最低之限度，然企业各有其特点，劳工阶层也不可期望政府解决一切问题，更多地还是要靠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以构建适合企业自身特色，行业特点，地区特点的劳资关系。政府在这种关系中，更多的是裁判员，真正的主角还是靠劳资双方……”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在〖中〗国，商业界也好，底层民众也好，早已习惯了在立法和行政上听从政府的安排，最多也就是提提意见。虽然参政院和国会这些年在立法，预算审批，官员监督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但这种政府主导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现在看起来，中枢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政府不会包打天下，只是仲裁人。

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立场：它既没有站在资方一边袒护企业主，也没有明确表态力挺劳工，他只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公平较量的舞台，同时又规定了较量的规则，至于结果如何，只要没有低于底线，就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种理念上的冲击，让很多议员一时间也有些恍惚。很多人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未来整个社会的资源博弈，似乎会遵循某种新的模式。

“…至于各位议员担心的工潮，相关法规中将严禁此等两败俱伤之行为，主要以劳资协商沟通，政府调解，法庭仲裁为手段。中枢调研员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地方参政院，警部，调查局也将监督劳工部和法庭可能的贪腐渎职行为………”

劳资问题成为多方博弈的重头戏。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天，修改后的提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各党在桌子下面又进行了一轮复杂的利益博弈，最终的定稿总算先后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实际上和第一版草案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嗣后将公布的很多行业具体提案倒是吸收了不少意见进行了修订。

五年计划…和预算案的敲定，终于打消了民间的种种猜疑。这个国家，看来确实要以前所未有的高姿态大踏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