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巴黎报界已经是一片杀气腾腾的叫嚣：“派出舰队和远征军，帮助沙皇陛下夺回首都！”

“消灭暴民，铲除邪恶分子！”

“法兰西万岁！把部队开进红场，用刺刀教会俄国的暴民什么是国际规则！”

法国政府这个时候也乱了责寸。

时任法国〖总〗理的莫里搪澄埃属于温和共和派，商人出身，一向被认为是法国政府内最优秀的金融专家。和他的导师甘必大一样，鲁维埃的信条是“把总统变成橡皮图章”可现在，面临如此纷乱的局面，尤其是他一直力推的以金融纽带联系法俄，改善法国地缘格局和国家安全的策略变成现在这个局面，让这位〖总〗理恨不得对整个法国宣布“我也是橡皮图章”。

法国内阁发了疯一般要求驻圣彼得堡使团“不要去理会那些所谓的危险”“请为了法兰西，尽快摸清出那些暴民的态度，务必让他们明白，如果法国持有的俄国国债无法被兑付，以上帝的名义，法兰西将用最残酷的手段惩罚他们”。

另外一边，法国政府直接联络沙皇本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法兰西将为了罗曼诺夫的王冠流尽最后一滴血”请求沙皇“为了您的祖先和您的子女，为了您的臣民，也为了您忠实的盟友法兰西，坚持履行全俄君主的职责，与暴民战斗到底”并承诺法国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出舰队和外籍兵团，帮助陛下扫平这些叛党”。

很快，驻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法属突尼斯的法国外籍兵团迅速向港口集中，装运弹药辐重，做好出征准备。而法国政府也紧急联络了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政府，对英国方面要求“一致行动，消灭圣彼得堡的瘟疫”而对意大利则是告诉他们“目标是俄国叛乱者，不要神经紧张”对土耳其则许诺“只要土耳其方面给与配合，法国会记在心上”。按照计划…，法军将在黑海登陆，帮助沙皇的部队稳固乌克兰的局势，随后北上攻击叛乱者。

在列宁抵达圣彼得堡的同一时刻，一百法郎面值的五年期俄国国债在巴黎已经跌到了三十六法郎，而在美国，一百美元的五年期俄国国债已经只有三十美元。

赚得盆满钵满的华资已经平掉了空头，而很多贪图便宜以高息出借俄国国债的投机者不得不主动找到这些之前被视为“蠢货”的家伙，低三下四地请求“提前还回国债”并且主动把之前收取的月息赔付给他们，为的只是快点甩掉这些眼看就要一文不值的俄国国债！

远在北京的郑宇一边喝着茶，一边通过电报机和电话，报纸旁观着一场场闹剧。这种站在云端俯视大地，看着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大佬”们表演，然后轻轻一反手全部拍死的感觉，的确是有点爆血管。

召集总情局，皇室产业和陆军情报局的人又开了会，郑宇终于发出指令：买入俄国国债，做多！

很快，潮水般的俄国国债抛盘就遇到了强力的买盘。当这些斩仓出局的资金还在一边肉痛一边庆幸的时候，俄国国债的价格已经连连上涨。终于，五年期俄国国债在五十元的位置再次遭遇了强大的抛盘，很多等待反弹出局的持有人终于在这个“有利”价位出手。

卖的人很满意，买的人同样很满意。

这个时候的〖中〗国，再次爆发了激烈的论战。

俄国突然爆发的〖革〗命，让很多主战派顿时手舞足蹈。

最新一期的《汉风》之上，满是“万里屠熊”的豪言壮语。章炳麟亲自操刀，洋洋洒洒写了一篇《灭俄论》，提出“我汉军以王师讨不义，自有天估，今俄狄自乱，正所谓天意在我，自当长驱直入，犁庭扫穴”“昔卫霍未靖之事业，今当毕之”。这位皇汉旗手豪气干云地提出“血洗莫斯科，饮马奥德河”一时被皇汉界争相传颂。

在帝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也开始弥漫一种乐观情绪，大有“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意思。之前被视为险途的严寒也好，荒凉也好，俄国的顽强也好，列强的干涉也好，现在统统成了浮云。

俄国人已经自顾不暇，此时不趁他病取他命更待何时！

可另外一面，主和派的声音却异乎寻常地强劲。

粱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俄国内乱，正是帝国以和议争取最大成果之良机”“俄人自顾不暇，而我军目前态势有利，此刻议和，俄人势必让步，则帝国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反过来，如果“逼迫过甚”“俄人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更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之可能”。

这个时候，帝国国内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本复兴党内就有些派系之争，有各式各样地下小圈子。由于整顿党务，再加上提倡在野党参政议政，复兴党内部终于发生了分裂。

首先分离出去的是“土地赎买派”一向主张“国家赎买土地平分给农民，建立八千万户每户20亩土地的自耕农，确保国家经济基础稳固”。这些人以资深复兴党农村问题专家徐一功为党魁，注册成立了“华夏农民党”开始广泛宣扬党章，尤其开始在青年中寻找同志，富传……主义……。随着战局逐渐改善”“华夏农民党”开始在农村中进行宣讲，尤其是利用农会宣扬其“国家分地”的主张，开始在农林掀起了一股风潮。

随后是一向主张“〖自〗由市场竞争，〖自〗由贸易”的“新华经济研究会”也宣告脱离复兴党独立，并注册成立了“华夏〖自〗由党”以原工商部长粱敦彦为首，宣传〖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提出“经济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战争，现在帝国已高枕无忧，继续管束经济反而会束缚国家经济发展”粱敦彦递交辞呈，再三挽留不果，批准辞职，不过暂时留任，待战后执行。

不单单是复兴党，执政同盟中的其他党团也发生了分裂。国战的一步步胜利，导致国内精英阶层中的皇汉思潮再度暗流涌动，康有为的统一党首先分裂。一贯倾向皇汉的谭嗣同宣布退党，转而与皇汉喉舌章炳麟等人注册成立“炎黄党”。原本章炳麟还想直接注册“皇汉党”是禅嗣同以“宪法主张民族平等，反对种族优越”为由加以解劝，最后才以“炎黄党”命名。虽然不敢公然主张种族优越和民族歧视，但新任党魁禅嗣同扣稳了“学汉学，穿汉服，写汉字，说汉语，讲汉史”五大原则，准备从文化上着手大干一场“彻底奠定帝国皇汉化，纯洁化”防止“帝国遭到其他异种文化的腐蚀”对其他“下等民族”能改良教化则“华夏之”不能改良教化则“蛮夷之”。

在粱启超之后站出来支持“抓住有利时机促成和平…，的正是粱敦彦。这位前工商部长在〖自〗由主义刊物《新世界》上发表文章，与粱启超交相辉映，提出“长期的经济管制，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更好地满足战争需要，却不利于长期的经济活力”“一旦西进遇挫，锐气损耗，则有利之议和条件不再。而政府欲挽回威信，势必重新组织进攻，则战事旷日持久”。他提出“恢复故土的任务已大体完成，继续进攻下去，到底哪里才是终点俄国这样巨大的国家，真的是可以一战而灭国的吗？”反战派的〖言〗论，在租借地最新一期的《新华评论》出炉后终于达到了高潮。

在这篇名为《和战迷局》的文章中，作者犀利地指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已经不再是俄日的军事进攻，而是军事独裁体制的全面上台…，。这位笔名“忧之”的作者认为“借助战争威胁，政府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管制。尽管他们曾经严厉批判穆铁组织的军事独裁思想，但这个“战时管制，本身恰恰就是穆铁想要做而没有成功的东西…，。他认为“政府之所以始终坚持主战，甚至不顾可能的战败危险，主要就是利用战争达成对国家体制的独裁化，军事化，管制化，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

这位“忧之”在文章中问道：……”当你们看到内地的报刊杂志通篇都是主战〖言〗论，英雄事迹，而你们的亲友却可能早已化作飞灰和冰冷的尸骸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本来有其他的选择？”“……………，请诸位睁开眼睛看一看，你们身边的商品，是否被严格限定了价格？你们身边的工厂矿山，是否被政府接管，并且严格按照统一指令进行生产？你们周围的适龄男子，是否大部分已经被强行征发服兵役或者担任军夫？你们的孩子，每天在学校被灌输的又是哪些东西？青年团对青年人进行的军事化培训，到底只是为了强健体魄，还是为了以后的战争储备炮灰？国会会不会永久休会？大本营掌握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这和独裁专制又有什么区别？”作者大胆预言“无论前方是胜是败，政府都会一力煽动主战风潮，坚持打下去。因为只有这样，军事管制才名正言顺，而一个以独裁皇帝为核心的专制国家机器也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这个国家”。

作者最后悲观地评价道“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文化的流毒，也是某种必然的悲剧。在这个传统的专制社会中，任何一个统治者，以及他的统治集团，最终都难以抵御专制体制的诱惑。七转八转，最终还是走回老路……中华之不幸，实乃是天意。而欲破此局，实在需要全体国民之觉醒以及不懈之努力，也需要统治阶层保持开明和克制，能够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非小团体的私利为念。”这篇《和战迷局》一出，洛阳纸贵。一些〖自〗由主义倾向，或者是主张反战的报刊喉舌，还有一些独立撰稿人，虽然不敢明说，但话里话外也带了试探和犹疑。一些原本就对政府强力管制社会生活不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了串联。

甚至很多政府官员，尤其是在大清洗中侥幸幸存的一些人，对〖中〗央政府这种“一竿子支到底”“与地方民意机关和基层国民组织一起挤压中层官僚机器生存空间”的做法也是非常不满，更是火上浇油。

一时之间，华夏大地风云激荡，主战派和主和派壁垒分明，在报纸上公然对骂。不少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者因亲人在前线作战生死未卜而提心吊胆，或者是对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严格管束，工商企业利润限制和物资限量供应感到不满的中产阶级，商人，资本家和投机者，也开始鼓噪，纷纷建议“利用有利时机早日结束战争”“让国家生活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这股风潮甚至惊动了远在〖日〗本的许凡，这位大佬也发电试探郑宇“如何看待战和问题，以及国内要求结束战时体制的舆论”提醒这位皇帝“事体重大，须审慎对待。现在战事胜局已定，需要更多考虑长远，着眼未来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