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少男多的中国，当然也会总会有光棍愿意迎娶这些青春少女。作为大国，传统上总有一番开阔心胸。别看之前恨小鬼子恨得牙根痒痒，现在小日本已经被揍得惨不忍睹，国家也被中国彻底控制，更有如此楚楚可怜的女孩子大老远跑来做苦工，中华爷们也犯不上和他们计较不是？

日本政府方面，眼看着财政状况的恶劣，也不得不广开财源。国内中上阶层的一些底子被掏得差不多之后，这些日本精英又以其丰富的经验，很熟练地选择了“风俗业”作为突破口。

日本藏相松方正义亲自拜访许凡，提出日本政府“充分考虑天朝军方长期在边塞作战，军士劳苦功高，又要身处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将士远戍，保持士气，化解寂寞实乃首要”，而在此方面，“日本自古有些经验”。

许凡看着这人吞吞吐吐，也大概是回事，当即安排负责在日本采购军需的经济协调委员会负责人和他会谈。

其实所谓军事特殊慰劳服务，在帝国军中也不是新鲜事，早在安南，甲午历次战争中，郑鹰等人都在前线后方的轮休基地设置了所谓“特别茶社”，供军人发泄**，以免侵犯平民或弄出兔子之类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用官方的管理，提高卫生条件，避免军人感染性病，统一采用了荷兰人1883年研制（史实），目前已经大规模国产化的乳胶避孕套。当然，把高额军费又在不动声色之前收回一部分，也是某种心照不宣的非首要考虑。

出乎日本方面的意料，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几乎是一口回绝了日方的提议，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帝国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念，军纪严明，绝无贪恋女色，滋扰地方之举，中华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帝国尊重女性人权等等。私底下，几个人却向许凡报告，“担心日本人利用女色传染性病，影响我帝国军人战力”，也有人直言，“我帝国穷人家女子多有被迫从业者，若此等倭女操此业，置我国贫苦女子于何地？”

最后还是陆军部方面某位大佬发了话，提出“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实非女子所适宜从业。既然日人有意，何妨一试”。日本方面心忧财政，又大出血地提出“我本国新女性从业之收入分成两成即可”，终于打动了中国方面。

最后，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中国的军需采购人员和日方一起在“盛产美女”的东海道，北海道各县设立招工点，以日本式的“腹艺”提出“招募温柔美丽能吃苦之特别茶话女服务生”，并进行严格的体检测试。日本各地被战乱，贫穷和饥饿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少女闻风影从，每天招工处都是人山人海，入选者无不热泪盈眶，与亲人抱头痛哭。

这些入选的女孩子，又被日本政府圈禁起来进行密集的洗脑，从民族大义讲到个人前途，把慰劳中华天朝的远征军和日本民族的兴亡联系到一起，堪称“微言大义”，并进而引申到她们这些人将来也会成为各家的骄傲，并且有机会“去中华或者外洋过上好日子”。半哄骗半强迫，这些女孩子都和政府签订了卖身契，成为了日本官方牌照的ji女，并且堂而皇之的提供给中国军方，成为“军需品”，日本政府在其可怜的两成收入分成中又拿走一半，用以支付中国方面的战争赔款和贷款。

这些日本女孩子，在日本那些富有经验的风俗业“达人”，鲸屋和宿屋老板，番头的调教之下，全都学会了各式各样的床上技巧。为了创收，日本方面也绞尽脑汁，成立了所谓的“艺能开拓学社”，专门为这些ji女开发各种取悦男人的服务项目，并且对这些女孩子严加训练，力争“一炮走红，打响大和抚子的招牌”。

两个月后，第一批日本“特别茶话女服务生”抵达西伯利亚和东北前线，很快就以其柔顺，服从，花样繁多而在前线的轮休基地内打开了市场，极大缓解了前线将士的思想和孤寂之情。中国陆军部为此对日本方面发布了“感状”，表扬日方“巾帼不让须眉，大东亚新秩序之肇建，实有大和抚子之功”。受宠若惊之下，日本政府更是卖力，又开发出了众多花样，尤其是把镇压的各财阀，谋逆分子，死硬文武官员和勋贵的女眷也提供了出来，而且设置了相对较高的价码，以“华族”为招牌，出口创汇，专供华军方面的“奢侈性消费”，又赢得好评如潮。

中国军人们在这方面好讲隐语，于是纷纷用“吃日本料理”指代。后来这股风潮也传到了后方，“日本料理”干脆成了“日本式服务”的代名词。

到了战后，这些训练有素的日本娘子军中的大部分也无法回乡，干脆继续从业。他们的组织，则转移给了中华帝国总情局组建的日本新社团“亚友会（AinFreind）”，由其在欧美广泛开设“大和旅馆”，提供全套“日式茶话服务”，蜚声海外，成为日本一大创收来源，并且为中国方面提供了大笔的预算外情报经费。

这些日本ji女中较为出类拔萃者，经过仔细甄别，很多人都由中国总情局安排进行了间谍培训，并以这个掩护身份广泛搜集欧美国家民间情报，成为后来亚盟情报体系的重要触手。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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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抄没家产，劳务输出，税收整顿，没收财阀产业部分股权，乃至发行日票等手段让业已破产的日本政府终于缓过一口气，但面对着对华战争赔款，天文数字的内债外债，日本政府依然不得不剑走偏锋。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日本新内阁发布了文告，甚至天皇本人也颁布诏书，宣布“为皇国安泰，减轻国家和民众的困苦，对内国债一体按面值的三成偿付本金，免除利息，五年内偿付完毕”。

就这一下，高达十亿日元的内债就被日本政府削减到了三亿日元，而很多购买了大笔内债的日本银行立即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为了避免挤兑，防止日本金融秩序全面崩溃，日本政府不得不向中国方面求援，最后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之下成立“银行再担保局”，以日票偿还储户存款的损失，但上限为个人两千日票，企业两万日票。

很多日本银行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又面临挤兑的风险，被迫地板价甚至无偿转让给了中国方面的几大银行。

与此同时，日本又以其独特的岛国文化，掀起了一场“为国减轻负担”的全国运动。肩负重任的日本政府公务员，退伍军人，志愿宣讲员走家串户，向所有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讲解国家的困难，国民的苦难，新日本没有资源承担太多的养老责任，并建议这些没有足够劳动能力的老人“为了国家，为了大和民族，也为了您的后代家人，以坦然的态度寻求解脱”。

很快，日本就掀起了老人自杀的浪潮。这些被民族大义的大棒砸弯了腰，又被后代子孙福祉这样的推心置腹说动了心的老人们，眼看着家人忍饥挨饿，不由得多了内疚，也失去了继续苟活的心思。

死，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很难做出的抉择。

在日本式的人生哲学指导下，这些老人们纷纷写下遗书，慷慨赴死，以减轻家人和社会的负担。

这一运动，在日本引发了剧烈的反响和震荡，很多失去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尤其是残疾军人，面对这样惨烈的局面，也纷纷选择了自杀。日本政府受到鼓舞，又发动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各种弱智，遗传重病无法工作者一类的“社会负担人群”，开始了半鼓动半强迫的清洗。

在大清洗之中，日本人口到底因此减少了多少，在后来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而日本政府则始终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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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最近很忙。

正式投降后，这位日本至尊一直滞留在中国，由郑宇“邀请”去了北京，并且派了专人陪同“赏玩中华风物”。

明治天皇在安排之下，检阅了中国禁卫军部队，又和郑宇一起检阅了北方方面军的“献俘”仪式，眼睁睁看着十几万的俄国俘虏被押解着经过长安街上的凯旋门，从天安门前沮丧地走过，看着广场上中国民众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看着旗帜的海洋，以及献俘部队严整的军容，看着新编成的摩托化部队，航空部队和浮空部队的英姿，又是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