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格的军纪约束之下，中华帝国的军人们并没有进行残民和虐民，而是一切公平买卖。从中国运来的大批粮食物资敞开供应，价格……自然是随行就市。
物资被征用，又被物资匮乏搞得饥饿难忍的日本国民，纷纷到中国开设的典当铺面和收购站用大白菜价抛售各种家传宝物。在日本人当中，一批文物贩子应运而生。这些人眼睛毒，心思活，用各种手段低价收购本国人的“真家伙”，然后加倍卖给中国官商和军人，又从这些人手里换来紧俏的生活必需品，然后高价卖给出售文物的日本饥民，算是皆大欢喜。
镰仓时代的古董茶具，古佛经，唐朝时遣唐使带的中国宝物，唐朝宫廷御赐下来的物件，日本大名和公卿家祖传的名画，纷纷以低廉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落入中国官商和军人们的手里。
郑宇早就盘算好了，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等日本有勤劳致富的那一日，这些，每年抛出个几百件，差不多就可以把日本人兜里的钱掏出一大块。
按照中华帝国大本营的策略，中国在日本采取了占领区货币政策，即以中华帝国印刷的“日本占领区银行票”，简称“日票”，作为有效支付凭证，强制流通。
至于日本国库价值三千万英镑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早在中国禁卫军进驻东京的时候，就以“确保战争赔偿支付”的名义被中华帝国征用，装船运输到了中国，随后名正言顺成为了日本支付的第一批战争赔偿。
这一下，日元汇率更是惨跌，日本物价飞涨，倒是中华帝国占领当局的“日票”显得坚挺了许多。一时之间，市集之内日元形同废纸，倒是“日票”极为抢手。对此，日本政府也是无可奈何，西园寺公望，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等人只好拜访日本派遣军方面，请许凡给与解决。
许凡的对策也很简单既然日元不顶事，大家都认帝国信贷银行的日票，那干脆就用日票好了。等以后形势稳定下来，贵国再印刷新版日元，把日票替换即可。”
日本诸位元老面面相觑，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支应战费，日本政府滥印日元纸币，日元原本就已经贬值了数倍。现在日票出现，日本硬通货被中国运回，更让日元信用瓦解。与其徒劳地挽救信用破产的日元，倒不如暂时依靠中国的信用，使用“日票”。
就这样，“帝国信贷银行东京分行“悄然开业，中华帝国特别印刷所印制的“日票”源源不断供应给日本政府和日本派遣军当局，用以支付雇员工资和采购物资，一切的税收，也全部以日票支应。奄奄一息的日元经此打击，更是惨跌，日本富裕阶层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很多靠养利息度日的食利阶层，包括很多资产来路不明的日本人也只能重新寻找工作。
最终，日本政府干脆宣布，以一万比一的汇率回收日元，发行日票。日本也从此成为当时的世界上采用纯信用纸币的第一个国家。不过，当时已经被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日本人，甚至是暗自高兴的中国人，也都没想到，日本却是因祸得福，就此打下了所谓“日本经济奇迹”的货币基础。
这个开创之举，后来被日本人津津乐道了很多年。不但没人感觉被中国方面用纸片子“坑爹”，倒很是感激“新日本之父”许凡，以及那位大中华皇帝陛下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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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叛之后，对日本军队的整肃随之展开。
按照约定，日本政府想中国方面移交了政府和军部的档案资料，并提交了一份日本方面建议的“战犯名单”，基本上都是萨长藩阀，旧藩武士，财阀死硬派以及右翼社团骨干，皇族和公卿人物几乎绝迹，而反战派的元老及其党羽也推得一干二净。
没过多久，在东京召开了公审，日本本土的两万六千八百多名战犯被判刑，其中一千八百多人被判死刑，将与中国方面俘虏的日本军政人员一同在中国服刑。
未来的日本军队规模将大大收缩，陆军规模限定在四个师团，每师团编制为三联队，编制仿照华军国防军乙种师。此外，还会保留四个简编旅团的架子，实际上就是联队规模的部队，在战时可扩编为师团。
海军陆战队规模限定在两个旅团，而海军舰队现有五千吨以上的舰只作为战利品全部转交中国海军当局。未来五年之内，日本将不得拥有一万吨以上的战舰，海军总吨位被限定在中国海军总吨位的一成。
在辽东和朝鲜投降和被俘的日军，已经被发送到战俘营组织起来。进行一个月的洗脑教育和再组织，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未来将在统一的北京公审上获得应有的惩罚。服刑的，自然是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往朝鲜从事“劳动改造”和“再就业培训”，主要是从事路桥建设以及开矿。在这方面，赵秉钧的“警政部”有组织旗人“劳动营”的丰富经验: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广泛开战劳动竞赛，以成果决定待遇和地位，在俘虏内部展开全方位的洗脑教育，发动俘虏开战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检举揭发，并组织俘虏中的先进分子担任管理。普通罪犯十年劳役，表现特别优异的，可以酌情减免，表现顽固的，就要加期。
按照郑宇的计算，这些壮劳力能够给帝国创造的财富，有旗人爷们珠玉在前，郑宇还是很期待的。跑？朝鲜人恨日本人恨到骨子里，任何一个明智的日本人，都不会愚蠢到在这里逃跑。老老实实服完刑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日本政府，鉴于财政困窘，最后也开始在劳力输出上打起了主意。大批在平叛中被俘的叛军俘虏，以及被抓起来的罪犯，干脆被日本政府判处罪行，并“移交”给了中国方面，中国方面按标准（当然是极低的标准）核定劳务报酬交给日本政府，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中国合法使用的劳工。
这部分劳工，被中国政府交给警政部送到内地，投入到了火热的建设之中。手头骤然宽裕起来的日本政府食髓知味，三天两头整肃一遍“国贼”，把一些顽固不化的分子送到中国“改造”，生意居然是越做越大，在战后的长一段里成了日本“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
应该说，日本由于民间家门传承的缘故，民间其实隐藏了很多的财富。这场大清洗之中，日本很多世家被连根拔起，连带着收缴了大批隐藏起来的财富。因祸得福之下，日本政府的财政窘境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根据中日两国之前的共识，对日本经济体系的改造全面展开。
日本的安田，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团，大仓组等官商，这一次，终于开始遭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无情控制。作为对战争具有责任的团体，这些组织的部分激进领导者被清算。由于早就由统治经济管制进行管辖，资产和业务都被政府完全掌握，政府直接就对这些财阀的股权情况进行了清理，并强行占有其三成股份。另外三成，由“日本公平社”这个半官方半民办的组织持有，其主要执行机构为理事会，由日本和中国方面联合组成，其投资收益用于组建和维持日本的底层民生维持系统。
由于战争和海贸断绝而陷入困境的很多日本企业，如生丝，纺织，化工等，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系，通过与中国方面对口企业缔结贸易合作，很快就获得了新的订单和原材料，恢复了生产，甚至还从中国银行界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融资，从中国订购机器，改造设施，扩大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