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成建制逃散的，却是“大清国皇帝”载沣组织的“清国禁卫军”和“旗民义勇队”。这些流亡日本的满清遗民，恐惧于日本投降后遭到清算，踊跃参与了叛乱，可眼看着如此惨烈的屠杀，终于精神崩溃，豕突狼奔，带动了叛乱军的总崩。

日本政府平叛军追亡逐北。

对于这些叛乱者，按照东京的指示，他们给与了最为严酷的惩罚。一切被捕获的俘虏全部处死，人头沿路展示以儆效尤。日本近卫军打着天皇的菊花纹饰，拉着成车的无头尸首，在交通要道垒起京观，竖起牌子，如此“军威”，更震慑得老百姓魂飞魄散。

东京方面的平叛军一路由东而西高歌猛进，所过之处颁布敕令，鼓励国民举报“叛逆”，进行了残酷的清洗，也顺手接收了很多富户的财产以补充国库。在如此“武功”的震慑之下，西国地方的叛乱势力土崩瓦解，纷纷易帜，一场叛乱，冰消雪融的迅速，更不差似兴起之时几分。

载沣为首的满清遗老遗少，这个时候简直成了丧家之犬，四处东躲西藏。最滑头的载振之前一直逗留在大阪“联络外国公使”，听闻战败，死气白咧求爷爷告奶奶要政治避难，怎奈现在实在没哪个国家愿意为了这帮政治破落户招惹来者不善的中华帝国，纷纷以不承认满清政府，而对方缺乏政治避难的合理理由为由，给载振吃了闭门羹。

翁同和虽然七老八十，却一门心思“辅佐圣主”，眼看着已经是最后殊死一搏，跟着载沣就上了前线。看着这修罗沙场，老头子吓得只剩下阿弥陀佛的份，简直眼睛都不想睁开。炸营的那一刻，老翁正愁眉不展，结果一听外面的喧闹打枪，还以为日本政府军打了，当场就魔症了。老头子黑灯瞎火也没胆子出去挨枪子，最后一狠心，匆匆写了两句绝命诗，在大梁上系个绳套要“死节”。

结果载沣的小苏拉找“太傅”一起跑，眼看老翁要上吊，吓得就往下拽，没想到碰翻了桌子，老翁一个没留神真给吊上了，差点一命归西，得亏又来了几个人，七手八脚救了下来，三魂已经去了两个。

活转，老翁突然就看破了世情，表示要“出家”，让皇上多多保重，就别管这个畸零人。

载沣这时候也来了，一看情形，眼看着外面乱了套，也顾不上太多，掉了几滴眼泪，狠了狠心带着人奔西边。

老翁后来是死在乱军之中，还是真出家做了和尚，这事情一直是个悬案，后来有几位“名导”拍过好几部片子，都涉及到了这个题材，更添了几分神秘。

载沣后来是被小苏拉卖给了日本政府的平叛军。

眼看着抓住了满清“皇帝”，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如获至宝，当即派人把载沣和一众满清遗民，带着这帮人的家眷送往东京，移交中国方面。许凡也懒得见这些人，直接把这数万口子的旗人交给了警政部的代表，总之一切有十年前的先例，这些人执迷不悟，公审之后处罚翻倍也是理所当然。

至于那些被中国方面明令通缉的要犯，如桂太郎，明石元二郎，内田良平等人，眼见形势不可为，直接切腹自杀，头颅被死党偷埋起来。日本政府军方面久久找不到这些要犯，担心中国方面问责，不得不悬以重赏。赏格一升再升，这些人的画像也贴得到处都是，终于开始有些线索汇集起来。最后，这些烂得不成样子的首级又从衣冠冢里被刨了出来，用石灰硝了一遍之后又如同宝贝一样装进木盒送给中国方面，最后统一被送回中国，准备在战后的凯旋大典之后祭告先帝郑鹰。

东京政府趁热打铁，以“御驾迎回”为旗号，在整个日本掀起了清洗“国贼”的高潮。旧藩阀，财阀，幕府余孽，激进社团，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凡是不服从东京政府，或者推行诏谕不得力的，都被安上帽子送进东京关押起来，换上忠于皇室，忠于现任内阁，或者是亲华反战的人士。

之前在真正期间以“思想犯”，“文化犯”等名义看押起来的中江信徒，又被政府礼遇有加地请了出来。因亲华而遭到排挤的军政要员，如荒尾精等人，也被纷纷请出冷宫，并委以重任，负责与中国方面协调，对日本进行改革。

到了十一月下旬，日本这一场空前的大骚乱逐渐平息，从迷茫于狂躁之中逐渐清醒下来的日本人，开始认真地意识到，的生活，从此开始，要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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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内阁已经稳固，清一色的亲华分子。

新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第一次作为内阁首相出现在国会，就穿上了一身“唐服”，也就是之前所谓的“和服”。这位后来被称为“西园寺一族中兴之祖”，“新日本之父”的日本改革实际操刀者，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了其身兼日本两朝重臣，清华九卿势力代言人，维新元老，亲华反战政治家，自由宪政主义者，英美派外交家，英法友人等多重身份的独特优势，把日本朝野各派力量聚合起来，为了打造“新日本”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西园寺公望的上任，除了自身根基的深厚，以及调和各方的独特能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中国方面实权人物的支持。这其中，首先就是掌握日本实际命运，又和西园寺公望政治理念接近的许凡。

在日本政局最为动荡和混乱的时刻，许凡几次力挺西园寺公望的表态，以及一系列实际举措，立刻就让这位原本就很有威信的日本元老几乎马上掌握住了日本的中枢大权，得到了上至明治天皇和摄政的嘉仁皇太子，下至日本各界人物的支持和信赖。

西园寺公望自然也是投桃报李。自从和许凡一番深谈之后，此人已经干脆利落地表示是“许帅门徒”，公然提出“日本之前的脱亚入欧是误的，现在是正本清源，回归中华文明正统的时候了”，并且宣布“日本之未来在于接受中国的领导，而日本复兴要从深刻反省的误开始”。

伊藤博文留下的“政友会”，自然也落入了原本就是伊藤博文之下党内二号人物的西园寺公望手中。有此利器在手，西园寺公望长袖善舞，与河野广中、犬养毅等人组成的立宪自由党组成联盟，结成了新的执政党联盟。

新任陆相则由日本皇族闲院宫载仁亲王亲领，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长则交给了一向以亲华反战著称的原参谋本部六部部长荒尾精。

海军方面，海相山本权兵卫去职，由临时出任海军军令部长的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取代，而原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已经乘坐幸存的防护巡洋舰高砂号回到了日本，就任海军军令部长。

西园寺公望留下的文部大臣一职干脆直接交给了幸德秋水。这位年方三十四岁的中江兆民信徒，中江派新生代领袖，就此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内阁大臣。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幸德大臣一上来就宣布要“全面清算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邪说”，“彻底恢复日本文化应有的本来面目，以坦诚而非矫饰的姿态面对历史上中日之间母体和子女的关系，真正认清日本的历史和现实，并且为了新日本加油”。

对此，首相西园寺公望大为赞赏，并且把当年和伊藤博文私下讨论的话公开讲了出来，提出“必须使国民性情活泼开朗、正大有为，不要使之陷于慷慨悲壮、偏颇奇癖。现在社会上往往以衰世逆境中人为楷模，让年青人效仿，这种作法会留下弊害，与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不相配……致力发展教育是世界大势所趋，应加强思考文明盛衰道理的教育”。

被称为“幸德革新”的日本文化界**就此展开，日本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开始了大清洗，之前被奉为圭臬的“大日本勃兴，君临亚洲”，“脱亚入欧，进军大陆”，“开万里波涛，扬皇威于四方”之类的狂言纷纷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是一个小国和岛国，始终依附于大陆的中华”，“日本每一次的兴盛，都在于和中华的靠拢，而每一次背弃中华，结果都是悲剧”。

日本学术界诸多的汉学家被激发起了狂热的“汉学本位主义”，纷纷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能量。一部部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当然就是汉学），挖掘中日亲善的源远流长，论述日本人与中国人血缘上的亲近，讲述中国历代对于日本的扶持和恩情，阐述日本归附文化上的源头对于日本民族的伟大意义，探讨中国传统的华夷秩序如何优越于弱肉强食虚伪残忍的西方式殖民秩序的学术著作开始出版，一个个以“新日本文艺革新”为宗旨的报刊杂志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在日本的上流社会，汉学原本就是区分文明人和暴发户，下等人的主要工具，现在更上了一层台阶，不会两句汉语，几首唐诗，您还真不好意思说是文化人。

外相小村寿太郎去职，并接受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最终被判有罪，处十年监禁。一贯亲华反战，又是五摄家之首的公爵近卫笃磨就任外相，很快就被在日的西方外交官称为“中国外交部日本分部长”，因为其对一切问题的答复几乎都是“我需要考虑一下”，随后出来的口径绝对和中国方面一模一样。

就这样，在日本新内阁的一致努力之下，一股狂热的亲华浪潮席卷日本列岛。

“中日亲善，建设新日本”，“中日提携，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同文同种，友好互助”，“致力建设中华帝国主导，中日友好之东亚新秩序”的标语铺天盖地，中国的赤底金龙国旗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表情严肃，全副武装的中国军人进驻了各个主要城市和交通要津，各个列车之上，都有精通日语的朝鲜“特管”队员押车，这些人直接听命于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接管了主要的治安维护职能，不时发动对“国贼”的“讨伐”。

日本的警察被清洗，并且接受中国驻军司令部派遣的“督导员”指挥，进行巡逻和执勤。

日本各县，各市政府，都进行了改组，一色的忠君，亲华，反战人士，东京派出来的特派员，由日本近卫军军人护送，四处巡察，纠察风纪。现在敢骂一句“支那”便是国贼，毒打之后送到东京监狱，还要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