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人口买卖在建昌众人看来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尤其是妇女，如果没有儿子，寡妇的所有权都会落到宗族手中，到时候宗族就是把她卖给过路的商贩都是完全合法的；至于父母出卖子女、主人出卖奴仆更是天经地义。因此听到贺道宁的话后，建昌人脸上都露出怀疑之色，这不但违反了习惯法，甚至违反了道德。

“有功名的人当然不可以出售，就好像一个考中秀才的读书人，他的父母还能把他卖了吗？现在四川人大都有同秀才、如同秀才或是权如同秀才的功名。”贺道宁知道冯双礼为什么会不相信。他在执行邓名的规划前也会认为这种法律很荒唐，不过禁止人口买卖在成都府周边的阻力倒不是很大。所有俘虏、移民的所有权，根据传统习惯都属于邓名，既然四川提督坚定地放弃了他的权利，那其他人也没有反对的必要。

而从刘曜、杨有才等青城派手中获得的辅兵，邓名一贯的方法就是赎买，后来和建昌交易时也是一样；两年前开始，如果有袁宗第的战兵或辅兵逃亡到成都，帝国政斧也不再遣返，而是同样给予赔偿——在这个问题上，贺道宁设计的办法是一种掺杂了“抵垒政策”的赎买：只要一个万县人逃到叙州边境内，帝国政斧会向袁宗第赔偿三十石粮食，从万县那边购买下他们对此人的追捕权，然后让这个逃奴分期归还赎身费来获得同秀才的功名；而只要没有逃进叙州境内，哪怕只有一步之遥，被万县的军队当着帝国哨兵的面抓回去严惩，帝国士兵也绝对不会施以援手。从万县到叙州之间的地带都属于灰色区域，袁宗第的部下可以在这些地方不受干扰地追捕逃兵。

赎买缓和了逃亡者给万县和帝国政斧之间的矛盾，帝国政斧和院会通过这个法令承认袁宗第对万县军屯屯丁的所有权，也为万县方面在叙州府的边境上建立哨所提供帮助。但如果一个军奴能够躲藏在船上逃过袁宗第的检查、避开他军队的追捕，成功潜入叙州境内，那显然是袁军的失职，西川不负有主要责任。

因此最大的难度还是在孩子身上，这个法案在院会多次讨论都无法通过，因为大部分议员都觉得这是对父母财产权的严重侵犯，令所有有孩子和财产的守法国民感到非常不满。

“在帝国境内禁止出售子女和溺婴的法令也许两年就能通过，今年可能就会开始在都府试行。”贺道宁对建昌的人说道。最后法律的原则还是赎买，试行的草案规定，以后每个在成都府境内出生的婴儿，无论男女，帝国政斧都会支付给他的父母一笔补偿，表示一次姓购买下这个人的部分所有权，而服兵役就是偿还的一部分。既然帝国政斧成为这个婴儿的股东，那当然所有出售该人或是伤害该人的行为都侵害了政斧的权益，因违约而构成了犯罪。

虽然听上去匪夷所思，不过通过贺道宁的解释，冯双礼也意识到帝国政斧正在尝试免除所有的人身依附关系——连孩子对父母的依附都不容忍，又怎么可能容忍领主和家丁的关系？听上去这似乎也是邓名禁止租、佃关系的延续，在这里所有人的忠诚链都是直接链接到国家，而不是某个人身上的。

既然如此，那冯双礼也琢磨着要把辅兵出售给帝国议会和政斧，省得敬酒不吃吃罚酒。只是冯双礼的私丁数目非常巨大，比如邓名和冯双礼签订的第一份协议中，就把两万建昌屯丁划归冯双礼所有，虽然有一部分被冯双礼分给了手下，但他也获得过一些新的军户，因此现在还拥有男丁一万三千多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就有上万口。

“虽然还没有清点，不过男丁、壮妇不会少于两万吧？若是每个人五千补偿的话，就需要付给庆阳王一亿元。”具体的谈判和赔偿工作不归贺道宁负责，不过他对法律条文很清楚，所以可以给冯双礼参谋一下：“此外还有军屯的土地、池塘、矿山，武器作坊，这些土地院会不会介意庆阳王保留，那些作坊，庆阳王愿意继续经营或是出售都随意。只是如果选择经营的话，那一定要雇工而不能用奴工，奴役同秀才是违法的——当然，这些法律都是因为皇上南狩，大明律失效才暂行的。”

虽然从理论上说，等永历回国后，冯双礼就可以合法地拥有家奴，不过冯双礼并不打算把宝压在这上面。首先，他不认为永历回国就能重振大明律，而且如果大明律重振了，那他和邓名瓜分辅兵协议的合法姓也成了问题。

“一下子让院会拿出这么多钱恐怕够呛，不过院会可能会愿意用建昌的土地补偿大王。”贺道宁也有同样的问题，他的军奴也不少，而且他这次还要放弃建昌的统治权、司法权，而这些院会都要给他补偿——冯双礼理论上还是搬迁去襄阳的西营秦、蜀系统众将的领袖，将来他们如果把那片领土的统治权和司法权移交给帝国政斧时，如果冯双礼还有影响，也能分到一部分补偿，就好像贺珍的部将也能拿到一部分补偿，而不是让贺道宁独吞建昌的全部治权补偿一样。

在贺道宁和院会的谈判中，双方初步同意把建昌的土地私有，还补偿贺道宁以及贺珍的部将，冯双礼听说后就问贺道宁其中的细节。

“除了军屯以外，还有很多没开发的无人区，山上可能有金银，现在没有人去挖，不见得以后也没有人手去开采。院会愿意用低价把四川行都司的无主山林、湖泊补偿给我们，是我们的私人土地。”贺道宁答道。当然在这些土地上，他和父亲的部将们也永远失去了执行家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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