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离开叙州前安排李星汉留守成都，负责训练部队；同时让任堂去奉节报信，由他自行斟酌怎样向文安之汇报咒水之难。任堂无可奈何地上路了，背地里还嘀咕为何要让自己负责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已经两年半了，奉节从邓名手下收到的从来都是好消息。

穆谭也与任堂同行。周培公似乎要和邓名谈什么事，已经派了密使到达奉节，邓名分身乏术无法亲自去见周培公的密使，就让穆谭代劳。用邓明的话说，那就是穆谭比较善于谈判，而且和两江官员的关系也不错。

“到了奉节，我们俩一起和督师说咒水这件事。”乘船的时候，任堂满怀希望地对穆谭说。

“不，提督说了这个事是你负责的。”在人前的时候，穆谭和任堂已经开始用邓名的爵位和军阶称呼他，但私下交谈时，还习惯性地用老称呼，不止任堂和穆谭，四川的同秀才们也是一样。

穆谭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笨嘴拙舌，不会说话的。”

“谁说的？”任堂愤然反驳道：“提督都说了你善于谈判。”

“唉，”说起这个任务穆谭也是一肚子的牢骚：“什么善于谈判，明明是臭名昭著，现在连都府都有人对流言信以为真了，偏偏我还不能说我收下的礼物都被提督拿走了。”

“不是还给你剩了些么？”

“我背了多大的恶名啊，那一点点津贴算什么啊……再说，我完全是为提督效力，不然谁肯为了那么一点钱自毁名声啊？”

两人向邓名要求加薪的提议遭到了否决，邓名表示很理解他们的难处，所以给他们招聘幕僚的权利，而招募来的幕僚和参谋政府会发给工资。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恨不得让官员一个人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怎么舍得给他们多发工资？后来朝廷也意识到实际的工作超出了官员的个人能力，一个知县要负责司法、教谕、税务等工作，需要好几个师爷协助他。但官府认为这些幕僚是官员私人的助手，朝廷没有理由承担他们的费用——无论贪污、收仪金或是其他什么灰色收入，反正由官员自己解决，朝廷不会掏钱帮官员养人。

而结果就是这些人确实成为了官员的私人助手，如同亲兵拴在将领的效忠链上一样，师爷也拴在了他们的东家身上。或许亲密程度没有将领和亲兵那么牢固，但当东家和朝廷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东家一边，哪怕帮东家策划投敌也是义不容辞。

因此邓名决定把这个关系改一改，任堂和穆谭这两个人还好办，只要成立一个参谋机构就行了；但这两个人的要求提醒了他，邓名临走前制定了一个大方针，那就是包括知府在内，他们如果需要幕僚的话，可以列一份需求名单，然后像志愿兵一样签署两、三年的短期雇佣合同，幕僚的薪水一律列入官府的开支——邓名把这些人称为临时工。

在邓名看来，雇佣这种临时工有许多好处，他们属于官府的人，拿着官府给的薪金，上下级的关系会松散一些。好比知县固然会向知府拍马屁，但肯定不会像幕僚那么死心塌地。不过邓名也知道，对于旧的主人、幕僚关系，这种改变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审核到底需要雇佣多少幕僚。以前都是官员自己雇，他们肯定不养一批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现在由官府出钱，搞不好就会有人拿这个职位送人情，安插亲戚朋友——尤其是成都和叙州的两位知府，他们既有权决定雇佣的人选和数量，又掌握拨款的权利……所以邓名暂时只定了一个大方针而没有具体措施，他打算在路上慢慢琢磨如何制衡。

到了奉节之后，任堂和穆谭发现这里的大人物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夷陵的刘体纯、巴东的党守素，连以前和邓名相当疏远的施州王光兴也来了。既然刘体纯来奉节了，那李来亨自然不能动，不过他也派了一个副将和刘体纯一起来；而且据刘体纯所说，郝摇旗也正在赶来的路上。郝摇旗和贺珍达成协议，让贺珍负责指挥汉水流域的明军，而他抽空来奉节参加委员会的会议。

咒水之难让文安之的心情很不好，本来因为重庆大胜而一片欢腾的奉节也因此陷入了沉寂。不过夔东众将的反应并不是这么强烈，他们在文安之面前显得非常沉痛，但在文安之离开委员会后，大家的话题马上就转到了他们更关心的问题上。

刘体纯认真地再次确认：“左都督肯定不会来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