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一事，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历史上少说也有两千年之久了。秦始皇时，就有纳粟一千石，拜爵一级的记录。汉袭秦制，继续纳粟拜爵。汉以后各代，关于卖官鬻爵的事情，同样不绝于史书。清入关以后，虽然历朝有停止捐纳的上谕，然而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卖官一事事实上并未真正停止，实与清王朝存亡相始终。

晚清时期的几个皇帝，个个叫穷不迭，将国家官爵明码标价，大卖特卖。既然政府公开卖官，官职自然就成为了商品，官场也就成了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大市场。

从某种程度上讲，金钱与官职交易，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买卖双方都具备了双重身份：在这场交易中，买方也具有卖方的身份，卖方也具有买方的身份。买者用钱买了官，有了将本求利的基础，就可能在此后的任职之内贪污腐败，一本万利；卖方卖去了政府要求官员之能成为为国家服务的官员的标准，卖去了官员应该遵守的规矩，卖去了官员应该承担的义务，同样卖去了官员的从政良心和对国家的忠诚。既然千里做官只为财，买方成交后，上任后尽管捞本赚足就是了，别的事情找政府，找皇帝去，本大老爷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政府作为卖方，虽然暂时得到了金钱，换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缓和，却也因此形成了贪污成风、无可救药的吏治，这是卖方与买方双方的利益和性质所决定的。政府在出卖官职的同时，也把政府的尊严、官场的廉洁与官员应该遵守的责任与义务全都折价变卖了。这种情况，朝廷也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愿意停止下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见官员张集馨时就曾道出了他的担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张集馨问捐班既然不好，何以还准开捐？道光皇帝拍手叹息说：“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国势日弱，国家财政确实十分困难。为了开辟财源，以卖官鬻爵为内容的捐例之风大开，这是政府道德与政治智慧的严重滑坡。卖官买官的结果，不仅造成国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拥塞，还导致清王朝官员素质的严重下降、吏治的日趋腐败、民心的逐渐丧失，所有这一切，都无疑大大加速了清政权衰亡的历史进程。

“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坏，吏治坏而事变益亟，事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乱之道也。”慈禧太后说道，“这原本是饮鸩止渴的事儿，起初是为了评定发逆捻贼，又有洋人为患，不得不广开纳捐，如今与洋人交好，国内又是平定了回乱，断不可再行此途，若是再如此下去，再多的京察大计都是空谈！”

据清朝野史记载，浙江山阴县人蒋渊如看到官场有利可图，若买到知县的官职，每年少则可捞得银子几千两，多则可达10万两。但他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本钱，于是便想出与其他4人集资捐买的办法。蒋渊如出资最多得任县令，其余4人则分别担任刑名师爷、钱粮师爷或办事、守门的家丁，而所得赃款按集资多少分成。于是，5人通力合作，上下其手，贪赃枉法，年收入银子竟高达20多万两。3年后，蒋渊如等人虽以贪污罢官，但5人皆如愿以偿，贪污中饱，满载而归。

“是，”高心夔也只是分析现实情况，没想到太后如此激烈，应该是在军机处受到了颇多掣肘，果然太后继续愤愤说道，“军机处的自然是掌柜，知道柴米油盐贵的很，这一个大出息不愿意丢掉，可是毕竟这凡事不能都朝着钱看，若是这买官卖官成了入仕的主要途径，那岂不是这日后就看谁有钱就能当道台，当巡抚，当军机了？”太后想到日后灯塔国的富翁号令白宫的样子，觉得是前车之鉴，额，是后车之鉴，要提高警惕，当然如今还不到这个地步，“军机处虽然勉强应了下来，可这怎么办，还是个问题，你的意思，我先问问。”

“太后的意思是？”

“军机处要明发诏令，即可取消纳捐，并追及咸丰元年以来纳捐候补官员之身份，嘿嘿，”太后嘿嘿冷笑，“这是要拿我在火上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