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种类的新鲜事物，战争也同样有这样的功能，能够在人类的进步发展史上，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无尽的伤痛。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就像战争在发展科技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金钱在使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同样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伤害，甚至比战争更为残酷。

在人类的进步历史中，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史上，人类飞速的发展前进，我们只看到了对人类利大于弊的产物，但却忽视了更多由欧洲、西方国家研制出来的，对人类完全没有利益的产物。

如今所谓西方的礼仪在中国大行其道，而我们华夏民族留下来的礼仪，在浩瀚如烟的历史中，却是被慢慢的遗忘，被封存在了历史的河流当中。

这并不能够证明西方的礼仪就有多么的尊贵，或者是多么的适合华夏民族，而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礼仪在与西方礼仪的并存中，我们的礼仪，永远是把人的思想跟灵魂捆绑在一起，从而使礼仪并非是个人素质的体现，而是一种他人意志的枷锁，套在了我们的身上。

以别人的意志为载体，以他人一番解释来当成我们自身的素质与礼仪，显然，在历史的长河里，想要永远的流传下去，难度比起西方的个人素质礼节，有着巨大的差距。

同样，当欧洲文明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怕失败的品质，让他们在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创造出了更多有利于人类的科技。

而反观整个华夏民族，在所谓让国人自豪的四大发明后，我们能够拿得出手的还有什么？何况，就算是四大发明这个说法，竟然还是由英国人艾约瑟提出，后被中国历史学家常用。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河流中，平均下来一千年才能出现一种可以影响世界的发明，这种算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极其荒谬的。

但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在我们一直口口声称的四大发明是由英国人先提出的时候，我们却还能想起华夏民族的传统中提出来的：四大美女、四大名著、四书五经等等。

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财富的富裕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基础，但众多的因素当中，礼与德却是桎梏我们创造发明的重要原因。

先人们把能够开创出来的脑洞，以及心思全部用在了礼与德，名与利，以及对人性的控制与奴役上，文人士子对奇技淫巧、商贾工匠从来都是不屑一顾，如此的传统与社会道德背景下，能够出现四大发明，在李弘看来也是挺惊险的一件事情。（不好意思，没刹住，差点儿忘了是在干嘛了。）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确定这是他新作的诗赋？”武媚在兴庆宫的主殿，一边念叨着传入宫里的这首诗，一边问着旁边的太监汪楼。

“是陛下新作的，就在京兆府门口准备登车时所做，但陛下说这是一位让他敬佩的大贤的诗，陛下不过是引用，并非陛下所做。”汪楼进一步解释着详情。

坐在躺椅上半天不吭声的太上皇李治，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这首诗后，才开口说道：“惩治的方式倒是别致新颖，竟然禁止人家用跟他、太乙城以及国子监有关的所用的物品，如此一来，恐怕……呵呵，那苏瑰跟杜审言，以及那崔融，如今家里恐怕已经是家徒四壁了吧？”

“家徒四壁倒是不至于，即便是一些东西可有替代品，但这些年更多的物件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后，再想要弃之不用，恐怕这才是难事儿。李弘想要通过这件事儿，提醒、敲打那些依然不死心的五姓七望跟一些士子文人啊，只是这样一来，实在权衡不出此事儿对李弘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武媚叹口气，李弘与五姓七望为首的传统势力斗了这么多年，却总是无法把这些人全部慑服了。

不得不说，比起沙场上的坚决跟果断，冷酷与无情，在官场上，在阶级的斗争中，李弘显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这一二十年内，彻底的消除五姓七望的影响力。

“而且这都多少年没有听到过他赋诗了，这次怎么会突然间做出这么一首诗赋来呢？何况，我总觉得，好像这首诗并不完整，是不是还有上半阙没有说出来呢？”武媚转头，看了一眼苍老的李治，如今虽说禅位已经五年之久，但折磨着他的眩晕症，并没有离他而去，这些时日，总是时不时的会突发。

“当了大唐的皇帝，自然是把精力都放在国策、政务上了，如果还有心思吟诗作赋，那跟昏君又有何异样？不做诗挺好，好好的当他的皇帝，治理这大唐江山就是了。”李治有些头疼的闭着眼睛，身后的宫女正在给按摩着太阳穴。

“回陛下，这首诗赋这几日已经在朝堂传开了，宜将剩勇追穷寇这半句诗，则是被朝臣们议论最多的。”

“这有什么好议论的？李弘与他们斗了这么多年，为了彰显大唐的自由，所以并未对他们痛下杀手，何况如今番邦异域，还指望着他们帮助李弘进一步扩大大唐的影响力，所以啊，李弘把他们比做穷寇，怕是更是作为一种警告的意味了，至于苏瑰等人，只能说倒霉了。”武媚在李治跟前坐下，握着李治的手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