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之乎者也一直是对于倭国遣唐使的重中之重，于是到了现在为止，每一个在大唐学成回到倭国的遣唐学子，都能够把大唐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

但说道对于大唐的一些新的文化乃至技术，这些遣唐学子，则是丝毫不懂其学问，这也是让大来皇女气馁，一直想要突破大唐给予他们桎梏的地方。

而如今，李弘既然答应了大津皇子，同意那二百遣唐学子来弘文馆受学，那么在教授经史子集之余，是不是应该再教授一些别的呢？

按照他刚才对大津皇子的旨意，以后倭国皇室在祭拜先祖、天神时，首先要先拜大唐皇室，那么就应该有个名正言顺的论据才行。

所以，大唐的历史教科书便出现了，而且是专门针对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的历史教科书，便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一种的文化姿态。

先秦徐福自然而然的被大唐在教科书中所推崇，而由徐福引发下来的史书记载，则是让颜昭甫与苏敬，从先秦古典中找出更多大量的，关于徐福与倭国、平原广泽（九州岛）之间的主从关系，从而使得倭国乃徐福之后的记载，深入倭国钱塘学子的内心，变得更加难以被撼动，成为他们血脉之中的文化属性。

大唐时代，僧人与僧人之间，民间与民间、官家与官家之间本身来往就很密切，而且，这个时代的人们，为了彰显两国关系的友好与亲近，无论是倭国人，还是唐人，在相谈时，则都会提及徐福此人，以此来显示倭国与大唐的亲密关系，从而博得大唐对倭国的好感。

但从来没有人想过，把他当成一种文化，直接灌输给倭国人，从而等待百年以后，或者千年以后开花结果。

所以，李弘在寻思良久后，便想着从更深、更远的文化与历史中入手，而后把徐福的事迹列入到倭国百姓的血脉之中，从而在不久的将来，让徐福或者大唐皇室，替代他们的天神，成为他们的神！

当然，这个目标根本不可能是一天两天实现的，文化的传承就像庄稼的播种与收割一样，你首先需要在合适的土壤中，撒下能够成活的合适种子，而后再耐心的经营、灌溉、打理，才能期待着有朝一日结出你想要的果实。

高句丽、新罗、百济同样被李弘如法炮制，如今这三国，也开始学着倭国，往大唐派遣学子来学习一样，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学子来到长安或者洛阳，或者是在幽州等地受学。

所以，李弘更加不可能让上一世，举着无耻的棒子，剽窃中华文化的贼子，再有得逞的机会。

这个时候给他们种下华夏民族乃是他们祖宗的观念，想必以后要是再剽窃，就是不孝、不忠，大逆不道了吧。

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遗臣，名胥余，称箕子（畿内采地之爵）。

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贤’，也就是孔子在《论语·微子》中称赞的“三仁”。

《汉书·地理志》记载，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

他以礼义教化人民，又教给耕织技术。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也产生了他们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当李弘把这样的想法，与如何形成传承文化，一直传承给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告诉颜昭甫与苏敬时，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眼睛亮的放光。

像是在荒野里饿了好几天的狼见了羊一样，露出了极度贪婪、狂热的味道。

更让李弘高兴的是，颜昭甫的叔父颜师古，当年还曾经为《汉书》作过注！

那么如此一来，由他与苏敬来编纂一本关于箕子与徐福，传播文化，成为四国先祖的教科书的事情，则就是变得是那么的顺其自然与名正言顺了。

李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文化的传承与播种，看似极为简单的事情，但是想要把他扎根实现，等待着开花结果，无论对于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件极为庞大的工程，而李弘这样做，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远在万里外的戴至徳如今在土蕃已经快十年了，但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慢如龟速，想要用一种文化取缔另外一种文化，哪怕是那种文化落后的刚刚开始，还处在萌芽状态，但其过程也是极为艰难与复杂的。

中华文化的伟大以及他强大的融合性，自然是李弘的信心来源，放眼大唐周边，哪有一寸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

只不过是影响多少而已了，而他现在所做的，不过就是把这种影响力，捆绑着人为的播种痕迹，加大力度的播种到大唐的周遭，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大中华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