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剑南转运使蔡京，蔡京在神宗朝以变法的急先锋成名，是新法重要的实施者和推动者，但是在新党倒台，旧党当政后，他率先扛起了“打倒新法”的大旗，在五天之内废除了治下所有的新法，恢复了旧法，其脸皮之厚，执行力之强，让人瞠目结舌，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遇到了不少的阻力，所以对蔡京这样的人才自然是予以重任，如今眼看着旧党马上就要倒台，蔡京又率先支持新法，摇身一变从旧党的干将变成了恢复新法的急先锋，所以赵煦提拔他代理户部尚书，让他抗在恢复新法的全国第一线。

这段时间，朝堂上纷纷攘攘，闹得不可开交，而刘过则在全身心的当他的太常少卿，协助太常卿处理宗族事务，今天某个王爷薨了，明天那个郡王娶媳妇了，后天又有那两个吃饱了没事干的赵氏宗亲互相看不顺眼吵架了，他都要去协调处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至于朝堂上的事情，他根本就顾不过来。

朝堂上的事情刘过顾不过来，但是千里之外的江宁的事情他却十分上心，戴梦儿不愧是商业奇才：华商钱行已经正式挂牌营业，其原始资金则除了“戴记”和刘过自己筹集到的资金外，还有江南各大富商的参与入股，而且随着入股人数的增多，华商钱行业务的扩展，其资本滚雪球般快速增长，已经将许多豪门富商囊括了进去。而且华商钱行除了低息给人放贷外，还开展有替人保管钱财的业务，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不但不要保管费，甚至华商钱行还会给你利息，这让那些钱多无处花的主儿都愿意把钱放在华商钱行里面，而不是留在家里占地方。

除了存钱房贷之外，华商钱行还支持异地取款业务，华商钱行在江宁、杭州、苏州等比较大的几个江南城市都开设有分行，只要你在华商钱行存的钱，无论你去任何分行取钱都行，当然，如果是异地取钱的话，必须得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华商钱行会在你存钱的到时候发给你一种叫做“钱票”的东西作为凭证。钱票这东西对大宋朝的人来说并不稀奇，不就是“交子”么，不过华商钱行的“交子”安全可靠，保值性还高，比市面上常见的交子要有保障的多。

有了异地取款功能，商人们发现异地经商的时候再也不用带大量笨拙的钱币或者容易损坏是绸缎了，只要谈妥生意后到当地的华商钱行分行拿着钱票取钱就行，最后人们又发现，华商钱行的人在客人取钱时只认钱票不认人，商人们也学乖了，自然谁拿钱票去取钱都一样，干嘛还要去取钱，用钱票交易也是一样的，。

为了方便客户支付，华商钱行的钱票制作成多种面额，供大中小不同交易额的用户使用，这就是华商钱行的钱票有了后世纸币的功能，在市面上可以很方便地流通。

更多的大商人，大户，看到华商钱行的潜力，愿意把钱投到华商钱行入股，赚取利润。要知道，所谓的大户，都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是在官场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华商钱行把他们的利益绑在一起，一来方便自己的发展，二来也是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除了华商钱行外，在江宁的另一股力量也不容小觑，这就是柳含烟定期举办的“文化沙龙”。

起初，“文化沙龙”讨论仅仅限于诗词歌赋、音乐绘画等文化领域，因为其规格至高，入会要求之言，也使得众人对会上大家都谈论了些什么十分好奇，于是就有人专门将“文化沙龙”上众人的言行抄录下来，整理成册，出版发行。这种薄薄的册子很快就受到了文化界的欢迎，因为文人们不仅想要知道“文化沙龙”上的名人们有没有谈到自己的文章，也想知道他们赞扬的文章是什么样，了解文坛的潮流动向。

因为柳含烟的“文化沙龙”是每月朔、望各举行一次，举行的地点在秦淮河上的画舫之中，便有好事者将之称为“秦淮月会”，那种发行秦淮月会的册子叫做“秦淮月刊”，久而久之，《秦淮月刊》不仅发表秦淮月会上的谈话内容，也接受文人雅士自己的投稿，不过投稿要经过秦淮月会的讨论认为质量过关才行。

时至今日，秦淮月会已经成了江南文化界最高规格的论坛，而《秦淮月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甚至这东京城中，就有不少人是它的忠实读者。

任何东西发展到后来都会和他初始的时候有些不一样的，何况还在有人暗中引导的前提下，所以这秦淮月会除了谈风月，谈诗词文章、音乐绘画之外，也开始谈国政、谈民生，《秦淮月刊》偶尔也会发表一两篇政论性质的文章，这一期，便有一篇分析新旧法的文章，文章不仅分析了两种主张产生的背景，各自的优缺点，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法未必都好，旧法未必都坏，同理，新法未必都坏，旧法未必都好，主张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纠结于政策的制定者是新党还是旧党。

不过这种观点虽然当下有不少人赞同，但是并不是当下的主流，当下的主流还是新旧党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