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之战大涨了国人的士气，1915年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店均一律闭门，暂停营业。捕房以“恐人众滋事”为由，加派探捕分头梭巡，“以资弹压”。与此同时，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以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

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到月底，全国各地商人拒卖日货，人人用国货。不少学校规定，文具一律用国货。一些大城市的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鼓动人民选用国货。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出现了以反日爱国为题材的戏剧和歌曲。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进行鼓动。

继而各地纷起响应，不及旬日之内，广东、无锡、松江、福州、安徽、烟台、营口、济南、长春、厦门、汉口、芜湖、大通等地的商会及其他工商团体，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4月以后，又有长沙、湖州、哈尔滨、昆明、沙市、天津、奉天、重庆等地的商会相继而起。一个波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形成。

这个春天，北京的天气很温和，中南海的花园里早早就开满了各色鲜花。袁世凯在暖阁里来回踱着步子。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使他感到暖阁里很冷，冷得他总想加衣服、加火盆。

日置益送来的通牒无论从内涵还是从时间，都没有回旋余地了。要么全盘接受下来，丧权辱国；要么原封不动退回去，和日本人再来一次大战。袁世凯在自己面前握出两只拳头，一会看看左手，一会看看右手，似乎是在反复掂量，哪一只比哪一只更重还是更轻。比较了半晌之后，他依旧拿捏不准，最后只能长叹一声，继续背着手在暖阁里踱方步。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民，袁世凯是不会接受那个耻辱性的”二十一条”的。作为这个国家的合法元首，他更加难以接受这种儿皇帝似的政治侮辱。是，作为梦想着要做中国皇帝的袁世凯，他必须想得更多。那就是是他现在的大总统宝座能不能坐得牢。他黄袍加身，走向太和殿这条道是否顺利。

所以，日本人刚刚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袁世凯给冯国璋等军人的复电中便曾明确表示：“立国于此风云变态无常之世界，必具有一种自立不挫之精神，有自立不挫之精神，人虽谋我，焉能亡我?”

但日本人武力威胁之后，就立刻变了脸，对那些联名通电要求抗日的督军们说“惟该将军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干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最后，命令似的对将军们说“不必兼顾外交。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协同地方禁止，至要勿误。”

一夜之间，判若两人。

笃笃笃

曹汝霖在门口轻轻扣了几下，喊道：“大总统。”

袁世凯扭头望着曹汝霖，只见曹汝霖满脸愁容，心里一下就揪了起来，“润田，有急事？”

曹汝霖踌躇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英美两国的领事来过我家了。”

“怎么说？”袁世凯忙问

曹汝霖摇了摇头，说道：“朱尔典先生说中国已面临最危险的时候了。我在中国40年，跟大总统有30年交情，今天不能不过来讲几句极诚挚的话。日本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如果与日本开战，将自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虽然同情，却是爱莫能助。中国政府除接受本全部条件而外，别无自全之道......”

“接受全部条件?!”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真这么说的？”

曹汝霖点了点头，“这是朱尔典原话，他说大总统最好学越王勾践，忍辱负重，从此整军经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将来或者有与日本抬头相见的可能。”

曹汝霖又说：“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出了与英国相同的劝告。”

袁世凯气得手开始发抖了，他慢慢地坐到软椅上，颓然地说道：“看来是没有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