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明朝的八股制艺严格限定在《四书》范围之内，区区四本书，出题的范围显得很窄，只要长年累月以其中的每一句话为题，逐一作下去。等上了考场，总归会碰到一道以前做过的题目。这也是科举制度中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到清朝时，八股文已经走到尽头，可谓该出的题目已经出尽。

没办法，只能从《四书》以外的儒家典籍上寻找题目。

可就这样也不成，于是，又有考官将两句不相干的话各裁去半句，组合在一起让考生以此作文，称之为：截塔题。

当下就伸展了一下筋骨，磨了一池墨汁，用毛笔蘸了，也不用打草稿，就这么写下去。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一句中“是故”，是承上文，说不，不重要。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极，即是至善。

“看来，这破题一句，则应该在善字上着眼。

然后是承题，善后而成德，这一句也不能单独看，得联系上问，上文书日新，便是明德的事，末后说无所不用其极，便是止于至善的事。

只要破题和承题写好了，后面几股倒也简单。

实际上，当初苏木做的时候，只在破题和承题上出了点问题，后面的几股韶先生表示很满意，也就修改了其中几个句子。

苏木作题是出了名的谨慎和慢，这一题作完，区区八百来字就花了两个小时，等到写好，已是后世北京时间上午十点左右。

看了看自己的卷子，字写得极其工整，想必誊录的时候也不会被人抄错。

至于文章的内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道题目当初可是经过韶先生修改的，放在这一千多考生之中虽然不算优秀，但排个中上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场考试只这一道题目，自己是妥妥地排进前一百，中个秀才当不在话下。

关键是第二题，这一题以前可没做过。

不过，经过刚过去那个令所有学生谈虎色变的一个月，苏木对八股文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心中也不担心。他也不求如童子试前两场那样场场第一，能够上榜就满意了。

只需扣着题意写，格式上不出岔子即可。

吃了块饼子，喝了口凉茶。

待到写得发热的手凉快下去，就开始去对付第二题。

这次苏木不敢大意，老实地开始打草稿，拟提纲。

等到提纲弄好，便是中午。又看了一眼，觉得意思上没有任何问题，就开始破题。

所谓破题就是有一句话将题目的意思说得明白，苏木先前已经想得清楚，不外是：敬对上也对下，上下之礼有别，却又有相通之处。

按照八股文的格式，破题不能太长，严格限制在二十字之内，考的是士子高度概括的能力。

刚开始的时候，苏木倒没有把这一题放在心上，就随手写了一段，大约十来字，可等一写完，仔细端详，却感觉有些不对味。虽然用的也是文言文，可半文不白，就好象兑了水的白酒，显得非常古怪。

这样的句子若是让考官看了，不捏鼻子才怪。

“有意要写出一个凝练优美的句子并不容易，反有了斧凿之气，落了下乘。算了，就以平实的语言把这个意思说清楚好了。”

于是，他便提起笔将这个句子划掉，也不刻意求雅。

这下，果然写得通顺，只不过，字数却超了，达到惊人的三十来字。

也不成，只能划掉重新来过。

就这么反复地写，也不知道多少遍，再定睛看去，已经写满了两大张草稿。

“还是文言文素养不够啊！”苏木太阳穴隐隐做疼，这要是在学堂里，自可去向韶先生请教。然后反复斟酌删减，直到推敲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句子为止。

可这里考场，根本就没办法向人请教，难道就这么胡乱地凑一句上去了事？

憋了半天，又回过头去看，写了这么多句子，好象只第一句合适写，自己鼓捣了这两个小时，所花的功夫却是白废。

苏木感觉有些丧气，看来，科举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而在士林中混迹也不那么容易。

心中懊恼，却也不得不将最开始所写的破题抄到草稿上。

然后是承题。

苏木提笔写了个“盖”字，按照八股文的格式，承题部分都要用“盖”字或者“夫”字起头。

所谓承题，顾名思义，就是申述题意，格式也有严格要求。必须是对句格式。

比如当今翰林院学士，八股文大家，正德年间首辅王鏊流传与世的名篇《百姓足，孰与不足》中的破题一句是“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承题部分就很精妙“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大意是藏富于民，百姓富足之后，君主怎么可能贫困。只有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很漂亮的对句。

很快，苏木就将承题这句写好，可一看，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意思没问题，可句子却有些不畅快，就好象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又吐不出来。

再看看外面的天色，白热炙烈的阳光已经变成金黄，竟然已是下午四点钟模样。

苏木心中一惊，汗水就下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自己还卡在承题部分，再这么磨蹭下去，何时才能将这最后一题写完？

今天这两道题看起来简单，可自己古文功底尚浅，若是胡乱对付倒没什么。可要想上榜，却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这题，如果以他现在这种状态作下去，只怕要大大失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