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发表全国讲话，宣布他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国富民强的大中国，建立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建立一个廉政高效的政府。他在全国讲话中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国了，但民还不富。早在公元1793年夏天，英国的第一个访华使团乘坐“狮子号”抵达中国。英国人迫切地期待着看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黄金和绫罗绸缎遍地的国度，然而，他们最终惊诧地发现，这里不但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甚至很多老百姓没有衣服穿。与百姓贫困相伴相随的是朝廷的奢华和官员的富足：当时负责接待英国代表团的是后来被抄家的大贪官和珅——从他家查抄出来的财产总计折合白银近10亿两；彼时，中国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敏感的英国人终于发现了当时中国财富结构的秘密，原来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盛世，一个两极分化的盛世，一个遍地贫困的盛世！当时中国的政府和官员的富足，以及普通百姓的贫困，实际上预示着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历史告诉我们，‘国强民富’不但是一个国家应该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国强和民富也是互为条件的——只有民富，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家才能强大；反之，如果一个政权对内表现得很强硬，敢于压榨人民；对外却很弱小，不能保卫人民的财富免受公开或隐蔽的洗劫，更不能支持人民去全世界拓展财富，这个国家的衰落也是必然的。历史是一面双面镜，一面可以照到遥远的过去，另一面也能隐隐约约照出未来。“

因为李经述的巨大威望，社会舆论也逐渐平静了，各界知识分子也积极上书，建言献策。当时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大增加，死亡率大大降低，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二十年时间，人口从四万万人猛增了一亿多人。这成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要限制中国的人口发展。

那日，教育总长严复去总统府，讲一些学者的建议稿交给了李经述，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1766年，一个有兔唇的男孩出生在英格兰的萨里州，他就是马尔萨斯，他的父亲是卢梭的好朋友。马尔萨斯后来考取了剑桥大学，成为那里的院士，并于1798年出版了之后影响巨大的名作《人口论》。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忧心忡忡地认为，当投入到土地的劳动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收获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将递减，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认为，一来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来两性间的****是必然的，结果人口必然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算术比例增长，人口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生活资料增加的速度。因此，马尔萨斯建议应该运用理智来加以抑制人口数量，让人们不要生育过多儿女。严复对李经述说：“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再继续增加，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超过十亿，到时候粮食就不够吃了。”

李经述当时正在和司法总长梁启超讨论“新闻法”的修改问题。听了严复的话，李经述回答说：“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吧，技术的进步，会使得粮食产量增加。再说，我们的农业会实现工业化，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这么多，不要说十亿，养二十亿人绰绰有余。再说粮食这东西，以后会不值钱，土豆、玉米我们都可以大量进口。而且近代历史上，无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还是后来的美利坚，它们的百年繁荣，无不得益于人口红利。探寻中华帝国繁荣的大国之路，我们的人口实多多益善。”

梁启超这时也说：“严总长，自古我们中国人就鼓励生育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总人口仅1000余万，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2000万人左右。当时东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争霸，战争连连，死亡巨大，可人口不减反增，就是当时各诸侯国实行鼓励多生政策的结果。比如越国，吴越之战越国失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本国兵力和劳动力。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载：‘生丈夫（男孩），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即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越国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大夫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接生。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推行强制早婚政策。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严复忧心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而且一旦发生战争，粮食进口就会成为问题。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财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和资源、技术的关系不断变化。一旦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技术或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发生逆转的时候，人口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李经述哈哈大笑，说：“严总长，你不必忧心。事实上，现在世界上鼓励生育的国家非常之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这样一个面积比我国云南省还要小的岛国已经养了将近五千万人，而且竟然还在鼓励生育。难道是他们疯了？我这里有容闳议长送来的一份报告，你也看看。”

严复接过报告一看，是一篇鼓励人口发展的文章，文章中说：“对各国公元1500年前后的人口、经济总量、人均经济总量变化的研究分析表明：公元1500年以前，全世界人口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人均经济总量增长都是正相关的，而公元1500年以后，人口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仍然保持正相关，但是人均经济总量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大约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后期，蒙古游牧民族不断被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本地民族驱逐出境，而欧洲已经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前夜。这一时期，欧洲和亚洲第一次面临着普遍的耕地资源不足的困境：在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山地、荒原、冻土之外，能够开垦的耕地资源基本上已经开垦完毕，各地都出现了人口增长和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矛盾。因此各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人口增长速度都超过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结果在1500年以后的大约300年的时间里，上述国家的人均经济总量很长一段时期是下降的，亚洲地区人均经济总量在三百多年间停滞不前。

这个阶段的人均经济总量下降，实际上意味着，人类在成为地球上的优势种群之后，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种群生存和发展危机——人口增长与可用土地的矛盾。所以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尽管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口和经济总量都在增加，但是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均经济总量下降的局面。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段从统计数据上能够看出的普遍人均经济总量停滞时期。除了新大陆之外，其他国家的这种停滞趋势甚至一直持续到1820年前后。在特定的地理知识和农业技术条件下，农业生态财富的增长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极限。毫无疑问，长达三百年的人均经济总量停滞甚至下降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化，而还原到那个时代的生活，则必然是伴随着贫困加剧、战争与冲突增加、宗教文化争鸣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资源压力下寻求出路的痛苦挣扎。

在持续了大约300年以后，终于在1820年前后有了新的突破，不但全球人口增长逐步加快，世界经济更是速度迅猛增长，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就增长4倍。是什么让人类摆脱了300年的人口资源陷阱，并带来1820年突破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航海、殖民、新大陆开垦、工业革命，使人类的财富源泉拓展到整个地球表层生态土壤环境，又从地球表层资源，拓展到地球深层资源；从利用动植物繁殖规律，拓展到利用物理化学规律任意加工地球资源。正是这长达300年的人口与可耕地的矛盾，正是在人口的财富价值受到普遍怀疑的年代，人类才被迫去寻求新的财富源泉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1820年突破以后，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迅速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财富的来源跳出了地球表层生态环境，超越了对动植物繁殖规律的利用，开始利用地球深层资源和化学物理的方法任意加工并创造效用。在1700年之前，西欧国家人口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但是经济总量却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一直到1700年，当人口增加到快1个亿的时候，经济总量才开始明显增加，而且经济总量增加的速度仍然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速度。显然，工业硬财富的创造也离不开人口和劳动。尤其是早期制造业，基本上是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开始的。每投入一个成熟的纺织劳动力，才意味着一份产出的增加。而在人口增加100多年以后，当工业化人口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经济总量才开始真正飞跃式增长。所以说，300年的人口与资源冲突、300年人类在资源贫困线上的挣扎，逼出了新大陆的发现、新技术的突破，然后首先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在人口增长50到100年以后，最后才导致了1820年以后的财富大爆炸！

美利坚从一个不毛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领袖，首要因素是其人口扩张。富兰克林在1751年就注意到，当时北美殖民地的生育率是欧洲的两倍，几乎每20年就比欧洲多生产一倍的人口。亚当斯注意到这一现象后也断言：历史的动力迟早要转移到大西洋西岸。如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预想早已变成了现实：1700年，北美殖民地仅有25万人口，如今美国人口将近1亿。连马尔萨斯在构筑他的人口理论时，也把当时的美洲视为例外，认为其丰富的资源可以使人口不受马尔萨斯定律的限制而增长——因此，早期美国在人口学上被称为马尔萨斯边疆。”

严复看完报告，觉得有道理，惭愧对李经述说：“既然大总统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我就不再多言。”

李经述点点头，对严复说：“人口多了之后，农业生产技术会进步的，不用杞人忧天。而且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人口，还决定了国家的强盛。自拿破仑后，法国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争中几乎没有独立打赢过一场主要战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200年里法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落后于其竞争对手——英国和德国。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诡异。有谁能想到法国从欧洲霸主地位上跌落是从信奉英国人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始而种下的祸根呢？面对当时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压力增加等社会问题，马尔萨斯多次忧心忡忡大声疾呼，必须控制人口，否则将会面临战争和饥荒。然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未在英国获得市场，相反，却在法国朝野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推崇——为了避免马尔萨斯所描述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后果，法国积极采纳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不同的人口战略给英法两国人口数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公元1500年，法国人口为1600万，英国人口为400万左右；从1500年到1800年，英国人口增加了41倍，而法国、德国人口分别只增加了17和24倍。显然，人口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法国的相对衰弱，而英国之所以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与其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活力足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国在现代欧洲战争中，多次败在德国手下，与两国人口规模变化也有很大关系，因为19世纪初，法德的人口数量基本相当，而到19世纪末，德国人口总数已超过法国50%。我们中国人多，再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提高人口素质，这是中国建设世界强国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