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述一行人匆匆赶到开封府,天色已近黄昏,他们又累又饿。到了府衙仪门,袁世凯报了身份,门房称巡抚大人正在后院和家人吃饭,他马上进去通报。
“不必了,我们这就去见你们家老爷!”李经述抬头看天,天空还残余几丝残云,心想李鹤年这点就吃晚饭,还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加之刚在路上得知开封境内六县均未开仓放粮赈灾,李经述对李鹤年“清廉”的印象大打折扣,心生一股怒气,让门房不必通报,直接让袁世凯带人在前面开路,他准备去好好羞辱一番这不知体恤民情的河南巡抚。
李经述到了府衙后院,只见院子中间摆放了一张大的方桌,胡须花白的李鹤年身穿打了补丁的旧官服,正和十二个家人围坐方桌吃饭。见李经述怒气冲冲带官兵闯进来,放下筷子,站起身来问道:“你们是何人?”
李经述亮出腰牌和李鸿章的亲笔信,表明身份,李鹤年行礼道:“下官不知提督大人驾到,未曾远迎,失礼失礼。”
李鹤年的官阶,当时是河南巡抚加右都御使衔,和李经述的提督官职同级,但李鸿章是钦差大臣,李经述又是钦差特使,所以李鹤年自称下官。李经述听了,也没跟他客气,走到桌子旁,出语讽刺:“本官一路上看见大人的治下,饿死的饥民成千上万,李大人倒是在这敞亮的府衙后院开小灶,吃得欢呢。这么早吃晚饭,也不怕把自个噎着…”
李经述的话没说完,自己就先噎着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走上前去,本想看看李鹤年和家人到底吃什么山珍海味,结果,他发现偌大的桌上,就一大盆飘着泛黄玉米渣的稀饭,上面浮几片黑绿的苦菜叶,那稀饭清透见底,李经述在稀饭里都能看见自己的身影。
李经述再一看李鹤年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瘦得只剩皮包骨,三个孙子也一个个面黄肌瘦,李经述的内心大受触动,这堂堂一省巡抚,家人竟都如此,可见河南灾情有多严重。他这才知道,李鸿章对他说李鹤年是一名清官,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自己误会了。
李鹤年听了李经述的话,知他误会了,便解释道:“下官不才,如今河南逢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老夫刚下乡察看灾情,并非在吃晚饭,而是我和家人的中饭,我们现在一天就吃一顿,剩余的口粮,都拿出去接济饥民了。李公子见笑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要不一起来吃点。”
李经述听到此,知道李鹤年是个大清官,为自己刚才的莽撞大为羞愧,赶忙认错致歉。但他依然不解地问:“河南上报的‘常平仓’,据说有九十五万余石谷。灾情如此严重,李大人为何还不开常平仓赈灾?”
李鹤年摇摇头,叹息道:“贪官污吏害死人呀。下官这三个月来,一直在核实全省的常平仓储量,发现各地虚报严重,实际粮食不足上报的十分之一。下官一得知了这个消息,马上就上奏了朝廷,将这些虚报的官员免职入狱,但这于事无补,河南现在十户之中,受灾的有六户,加上很多农民种植了罂粟,手里没有余粮,下官想等到冬天再开仓。不然,天寒地冻,老百姓会大批饿死。”
李经述一听,粮食产量放“卫星”,从古到今,都是无良官僚的制度性*,即便李鹤年是包青天再世,也改变不了河南现在的灾难。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田种植了罂粟!因为晚清时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加重了各地的灾情,这才饿死了很多人!
李经述这时才了解到,历史上林则徐禁烟是一大功绩,但他死后,烟土并没有从中国禁绝,上海的《申报》还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当时李鸿章官高权重,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当时政局,种植鸦片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刚开始中国内地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后来,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到光绪十一年,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云南、贵州等地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陕甘晋等西北地区干旱少雨,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还有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河南、山东的鸦片产量也不少。
李经述听李鹤年讲起河南灾情,心想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饮鸠止渴,鸦片烟不仅毒害百姓,而且遇到大灾之年,北方的粮食远远不够吃了。事已至此,只有向外求援了,于是李经述对李鹤年说:“本官在路上就已经看到有村庄饿死人了,你赶紧组织官差开仓放粮。我马上奏请中堂大人,把江南的漕粮和东北的库米运来支援灾区。”
和李鹤年交接完赈灾的事,安顿好了容雪,李经述和袁世凯带四十骑兵,连夜赶回陈州府。到了袁寨门前,发现袁寨的寨门紧闭,袁世敦亲自带着团练在炮楼上放哨望风,他们手里拿明晃晃的刀子,背着洋火铳,守在土炮旁。
袁寨前围了一千多个灾民,黑压压全是人头,李经述一看,这些人也并非暴徒,有一半是抱小孩的妇女,嘴唇开裂,有的掏出干瘪的*,让饥饿的孩子含在嘴里,但没有奶水,孩子饿得不行,咬出血来也无济于事。有一位中年农民,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四肢着地爬行,没力气站起;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快死去的儿子,嚎啕大哭。再往前走,看到两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断气了没有。
此情此景,让李经述彻底认清了现实:中国将近四万万农民,还要靠老天爷赏饭吃,对他们而言,被命运捆绑在土地上,即便作牛作马,也要让家人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这才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事!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平等,都要等到吃饱肚子之后才考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