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英合作的快速扩展，特别是双方在经济、军事合作上的进一步加速后，《中英贸易和互惠通商条约》的意义和价值就变得更为紧迫，双方都想尽快签订，问题是这一条约的前提是中方扩展出足够多的特区工界，允许英方资本进入投资。

对外投资是英国主要的经济增长指数，英国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

1898年9月，胡楚元正式签署新的总理署令，在上海、天津、福州、宁波、杭州、泉州、青岛、大连、广州、台北、武汉、锦州设立十二个特区工界，允许英国资本介入投资，并允许在这些特区设立商业银行。

10月，清政斧和美、德、法三大传统贸易国签订类似的贸易条约。

11月至12月，清政斧和沙俄、意大利、奥匈、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陆续签署通商条约，规定双方互有投资权限和部分金融开放市场。

由于中英协约关系是第一权限的，大多数通商条约中，英镑都被规定为除两国货币外的第三选项，进一步维持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同时，清政斧开始更大规模的储备英镑。

做为一个主要的退让，清政斧允许各国流动资本进入股市、上海贵金属交易市场，但也有其他各项条款的限制，防止资金的炒作和大幅度的撤退。

受这一系列条款的刺激，国际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和投机陡然增加，白银价位继续疯涨，很快逼近15.3克兑1克黄金的历史新高。

为了平稳国内物价，抑制通货膨胀，防止国内工业受到打击，胡楚元立刻通过大清银行、中信银行、南洋银行、北洋银行抛售白银储备，购入黄金和英镑，抑制银价上涨，守住15：1的大关。

国际资本的不可控姓是很明显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大清银行和四大国内银行的黄金储备量就增长到了3150吨，另外持有超过约值1.4亿英镑的外汇，主要为英镑和美元，白银则大量抛售。

与此同时，胡楚元也很艰难的守住15：1的大关，使得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系数维持在较为合适的地步。

适当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对内投资规模较大的时期。

在这股大潮中，胡楚元进一步加大了对内投资的力度，同时，他也缩减对外国的私人投资，将资本进一步的抽回亚洲。

截至1899年1月，胡楚元在外国的总资本总额缩减至11.2亿英镑，在国内的资本总额则增至19.3亿英镑。

他名下的企业大多数都没有直接上市，而是纯粹依靠康采恩的模式运作，从投资银行获取启动资本，从商业储蓄银行获取贷款，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

同样，他也有足够的利润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甚至将教育捐款增加到了每年1.4亿清圆，增建了更多的技工学校、中专工程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在这股大浪潮中，他提出全面学习德国的口号，派遣了大量的官员、商人、乡绅、名流前往德国考察，制定详细的德国公报，研究德国经济、政策、军事、政治和文化，从教育、军事、经济、科技各个方面都在抄袭德国的政策。

然而，事实是中国和德国已经渐行渐远。

国际局势的变化是说不清，谁也不清楚，或许有一天，中德又要结盟……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模糊的，即便是胡楚元也无法说清楚。

时间过得很快，1899年也仿佛是一晃而过。

1900年初，清政斧陆续和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互惠通商协定，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通商银行、中信银行也加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分行的步伐，随着《中央货币管理条例》、新的《贵金属管理法》实施，国内货币政策逐步开始央行化，国家黄金、英镑及其他主要外汇的储备量都在增加。

中国仍然控制世界上25%的白银储备，对世界银价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也逐步将银价稳定在15.7-15.8克：1克黄金的兑价，维持着国内商品的出口指数。

某种程度上，胡楚元也效仿了曰本的一些政策，陆续颁布了《征用土地补偿条列》、《土地交易税收条例》、《国家义务征兵法案》。

利用这一系列的条款，政斧的中央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同时稳定了黄金储备，抑制了国内黄金外流的可能姓，对于国内的农业经营，清政斧也主推中信社模式。

事实上，所有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早期经济和对外贸易完全依靠农业，类似于美国、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劳动力人口充沛的国家，农业发展更是最为关键的基础。

187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英国（仅核算英国本土），至1884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占据总经济比的53.4%，但直到1890年，美国经济出口的主体仍然是农业。

1899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增加到4.78亿美元，纺织品及原料牢牢占据第一位，其他商品排序依次是煤矿、茶叶、铝及铝合金、糖、丝麻原料、瓷器、机械、船舶、中药材及制品、烟叶及卷烟制品，机械、瓷器、轮船、钢铁、金属制品等工业产品主要销往亚洲、南美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