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俞咨皋本人则倒霉了，成了替罪羊以渎职之罪名被削职为民，他出于正直而捅开了文过饰非的官场窗户纸，实在是太不“成熟”了。

还好，浙江副总兵沈有容把他找了去，让他担任了自己亲兵营的旗牌官，但是，他从此不再特立独行、埋头苦干了。

一再在官场上受到打击的俞咨皋，一开始由于涉世不深，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敢想敢说敢做，勇于作为，棱角分明，个性张扬，骁勇善战，随着他一再受挫，宦海沉浮，渐渐受到官场习气的熏染，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遂“趋利避害”，亦学得圆滑世故起來。

俞咨皋本性并非是刚强坚定的人，如果他在中华军中，可能会顺着中华军的风气成为良将，而在明朝官场内，他屡次碰壁反思后的结果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移风易俗，开风气之先，而是入乡随俗，随波逐流，多做事情出错的几率也随之增大，为了不给政敌以口实，俞咨皋渐渐地变得消极应对，无所作为。

“环境”改变人，俞咨皋这块棱角分明的明朝国家的“柱石”，被晚明社会腐败的大潮“冲涮”着，最后变成了随波逐流圆滑世故的“鹅卵石”，大明朝大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柱石”变成“蛀石”，名将之花凋零、枯萎，这既是俞咨皋个人的悲剧，亦是晚明时代的悲剧。

尹峰在听说了俞咨皋去职的消息后，就猜到了俞咨皋的结局，他对林晓说道：“你不是担心他把我们的战术战法学去后，会对我们不利吗，你看，俞咨皋学到的东西，根本在朝廷官场内行不通的，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个官场会帮我们消磨掉这位俞公子的所有锐气的，”

当然要求俞咨皋以个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风气，未免太不现实了，要求也过于苛刻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俞咨皋首先选择了适应社会，“适者生存”，亦无可非议。

万历四十四年（1616）九月，河南洛阳福王府士兵八百人，在千户龚孟春的指使下发生哗变，他们由于被福王和他的王府官吏当做牲口一样使唤，还拿不到足额饷银，终于爆发了。

八百名乱兵差一点攻入福王的后宫，最后被四面赶來的官军打散，千户龚孟春有一个远房表弟在洛阳华兴联号做事，在龚孟春逃亡时给他出主意说去台湾投奔海上枭雄尹峰，那里不受官府管辖，而且当兵的人都有良好的收入和地位。

龚孟春带着几十名亲兵打出洛阳城，化妆逃跑了，他來不及带走的家眷全部被福王处死，而且包括其三岁的儿子。

他怀着深仇大恨昼伏夜行，來到了山东南部沂州日照沿海一带，想伺机出海。

他沒想到，他这个远房表弟隶属军情部北方司河南科，是尹峰直属的间谍人员，他出于兄弟情，私下里安排龚孟春逃亡，他给山东的中华公司间谍人员已经发出了通告，因此很快有人主动來找龚孟春，于是，龚孟春如愿以偿，终于可以出海去台湾了。

很不巧的是这一天日照臼港一带的水师查哨到此，在海滩上发现了龚孟春一行，龚孟春和中华公司船队倒是及时逃出海去，陆地上负责接应的渔民被官府抓住，供出了他们接应逃跑的人就是福王府叛逆龚孟春的事实。

好在这个渔民是军情部的临时雇佣的外围人员，并不清楚军情部组织情况，但是，中华公司帮助叛逆龚孟春逃跑一事，已经确凿无疑。

这事还牵连出了更大的事：日照港是中华公司转运北方难民的主要基地，每月都有用成千上万的饥民在这片海滩上等着海船出现，然后就渡海去台湾、琉球、吕宋各地，同时，这也是北方主要的走私海港之一，大量货物在地流通，这一切就在官府眼皮底下发生，简直让沂州知府丢尽了脸。

于是，中华公司大规模组织流民去台湾，导致很多地方无人耕田、官府无法收税的事情再次震动了朝廷诸公。

于是，万历四十四年年底，明朝朝廷再一次发布禁海令，这是大明朝最后一次禁海了。

同一时刻，沈有容调任福建总兵，朝廷下令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台湾、海南，这一次，在余姚谢家等官绅的竭力主张下，浙闽粤三省的海禁政策无比森严，几乎赶上嘉靖年间的程度了，所有渔船、商船统统不许出海，所有双桅以上海船统统拆毁，而三省之外的华兴联号，都要查封。

雷厉风行的海禁似乎势不可挡地扑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