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題出在张玉宇身上，”

曾棋还沒有反应过來，许心素已经明白了，疑惑地摇摇头说：“着张先生是我们的老客户，沒理由出卖我们，况且这对他來说丝毫好处都沒有……”

尹峰摇摇头：“不，他应该沒什么问題，一则是出卖我们商船的机密对他么有好处，二则是浙江官府方面的文件可证明，他也被抓起來了，那么这事应该不是他出卖的，如果不是我们内部有内鬼，那么就是张玉宇身边人或者他的合伙人、一齐出海的同伴中有人出卖了他，许老弟，你对大陆各省份情况较熟，对福建各家商户也熟悉，你还是重新接管内地贸易吧，把日本方面的贸易移交给琉球的陈衷纪來管理，回去后，立刻把被浙江水师抓获的船只情况调查清楚：有哪些商人搭乘、船长、水手情况等等……”

尹峰的直觉是穿越前记者生涯培养出來的分析能力所赐，也是由于他比较擅长把握全局观，他的直觉很快得到了证实。

尹峰的新兴号不得不在浙江沿海掉头时，李丽华满眼惆怅地址望着碧绿的人浙江海岸线，尹峰叹口气，愧疚地说：“阿丽，让你失望了，本來想带你看看我的老家杭州和那美丽西湖，现在看來，这一年半载我们是去不了杭州了，”

新兴号在返航途中在浙江南部沿海遇到了第二舰队的主力战舰飞狼号等大队人马，舰队指挥上校麦大海几乎把舰队八成的力量全带了出來，随行的有林跃和罗阿泉的特种营部队，打算万一尹峰出事就动用武力。

当尹峰回到台湾港时，各地的消息迅速反馈回來了，由于林跃等人及时用飞鸽传信通知了杭州华兴联号的人员，股东大会的筹办立刻停止了，大部分参与会议的股东及时得到通知，在沈有容派兵封锁杭州城之前离开或者潜伏起來了，不过，几个比较高调的股东被官府抓住了，包括了尹峰最早的生意伙伴，第一批成为股东的商人之一福建商人杨才蒲；还有就是留恋在西子湖边烟花柳巷，沒有及时离开杭州的叶成皋，内阁首辅叶向高的侄儿，与几名北方商人同时被抓。

浙江各地同时开始了针对中华公司的抓捕，除杭州外，宁波、台州、温州等地都有中华公司的职员和合伙商人以通倭的名义被抓。

通过林跃商情部和许心素发动人脉努力调查，很快事情的起因已经有了大致的眉目，向官府举报的告密者应该就是余姚谢家的人，他们本來是张玉宇的合伙人，对张玉宇的船只航行线路、经过日期了如指掌。

实际上有泉州湾到倭国的航路早就有船在跑了，官兵水师并非完全不知情，只是这些线路上的船和货，很多都有浙江沿海官军内部人士的份额，因此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平时沒人会认真去查缉这些商船。

但是，华天公司的一名头目是余姚谢家的养子，原先专跑南洋贸易的；袁进、李忠通过谢家养子和谢家勾搭上关系，而这谢家对尹峰和中华公司垄断海路早就不满了，因此就把张玉宇告发了。

余姚谢家可不是什么普通商家，相传谢氏原是东晋宰相谢安的后人，有明一代余姚谢家更是一连出了三位内阁首辅，其中包括谢迁这类名动朝野的实权人物，凭借着朝中势力，谢氏很快成为了浙闽地区较大的中间商之一，他们在交易中经常压低价格，并且长期拖欠货款，关键在于谢家所处的人地位和我权势，使得官府和我普通商人根本无法追究他们的人责任。

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以及中国的海商集团多次上谢家催要货款都遭到了他们的回绝，甚至以报官相要挟，如果换成是内地商帮、亦或是某个地方小吏也许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眼前那些航行在海上的中外国际商人对于这种以权凌弱的行为并不接受，同时大明王朝政府不会保护这种“走私贸易”，因此中外海商们习惯性以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私了，所以就上岸血洗了谢庄，并且在杀人劫财之后扬长而去，余姚地方官震惊之余，也不敢向上峰报告实情，笼统地衣倭寇來袭报知朝廷，朝廷因此下达严格的海禁政策，殃及了大批靠海为生的私商，造成了此后绵延万里海疆、旷日持久的嘉靖年间“倭寇”大骚动。

实际上，嘉靖大倭寇风波也可以说就是这些官商权宦勾结闹出來的。

如今谢家元气刚刚恢复不久，又参与到了海外贸易中來，他们对尹峰的垄断海路行为非常不满，因此和华天公司勾结在一起，一口气举报了杭州、台州、温州、福州、泉州、漳州、潮州、广州等多处海港的商人通倭行为。

谢家参与张玉宇的通倭贸易已经三年了，和中华公司合作贸易也已经两年了，对中华公司的的海外贸易情况知道得不少，尹峰创建中华联合公司初期，就是敞开大门吸引各家商人参与的，并沒有拒绝谢家或者福建总兵朱文达、浙江宁绍参将罗庆这样的官方背景的人参与，虽然有借助他们的权力作保护伞的意识，但是一切贸易往來必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特别是钱庄票号创建后，改变了大明商人之间贸易往來支付款的人习惯，那些官商想拖欠货款或者赖账都有明文可查了。

尹峰坚持要垄断海路，实际上也是为了防止那些官商们乱來，万一发生经济纠纷，可以用掐断这些人的贸易线路來逼迫他们遵守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