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袁世凯采取下达最后通牒以及相关的军事命令之后，西南军阀和中华革命党都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峻，他们不可能还能再继续等待、拖延或者期待着其他更有利的时机出现。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军阀，不断电报发往云南和香港，催促早rì确定对策，否则他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向北洋军投降。

又过了两天时间，蔡锷由香港秘密抵达云南，在昆明督军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西南诸省的军事领导人，也有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反帝制团体的代表。中华革命党这边直接派来了廖仲恺参加会议，全权代表党内来与西南各军事领导人达成合作细节。此次会议迫于目前局势紧促的缘故，整个会期并没有进行的太久，所有讨论的议程全部是捡最重要的优先。

会议前后进行了三天时间，并且每讨论完毕一个议程便立刻着手开始执行。

在蔡锷的倡导之下，首先确立武装反帝制、反袁世凯的方针，随后便是筹划建立统一的反帝制、反袁世凯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就是联合所有西南军阀的部队组成护**。而在廖仲恺的建议之下，西南诸省在组建护**的同时，还要成立护**zhèng fǔ，确保在政治上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给所有反帝制的地区提供指引和依托。

所有相关细节和文件筹备，都在会议进行期间陆续完成。

等到会议结束之时，许多基础工作基本上都已经完成。昆明的几位大商户捐出了一栋大楼，用作护**zhèng fǔ的办公驻扎地。在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以及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推举之下，由蔡锷出任护**zhèng fǔ大将军，执掌护**所有军务。

蔡锷随即马上着手对西南诸省各路军队进行整编，定制护**相关章程和番号。

护**zhèng fǔ这边则在蔡锷忙于军务之际，又立刻举行了一次选举会议，决定尽快确定军zhèng fǔ的首脑人物。对于西南军阀而言，他们心中所属意的人是唐继尧，不仅是因为唐继尧与他们的利益更为贴近，再者在整个西南诸省当中目前就属云南最有实力，给唐继尧和蔡锷都扣上大帽子，此二人自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投入更多的本钱。

然而中华革命党和西南诸省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大部分却是希望能够拥戴孙中山出任军zhèng fǔ的首脑。蔡锷掌武，孙中山掌文，双方都能最大化调动和发挥反袁、反帝制的声势，简直是在合适不过。

相反若是让唐继尧出任军zhèng fǔ首脑，那整个护**和护**zhèng fǔ全部都是滇系掌握，纵然其他几个省没有什么怨言，但就整个大局观而言肯定还是欠缺一定火候。更何况，也并非所有西南军阀都拥戴唐继尧，像四川熊克武和湖南谭延闿二人都是对唐继尧颇有不满，于是声势上自然还是支持孙中山。

军zhèng fǔ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一定争执，让原本本来很效率的局面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恰恰在十一月八rì这天，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率领一支革命军在上海策划并发动了一场起义，也就是被后世国民党大肆吹捧的“肇和舰”起义。

实际上“肇和号”起义只是一次规模很小的行动，即便是“肇和号”也是当时驻守上海海军当中型号很落后的炮舰，不过其吨位有两千六百吨，在近代中国海军中算是比较大的军舰了。而真正是因为这次行动有蒋中正参与其中，所以才被后世的官方喉舌大肆渲染，变成一次“似乎很有影响力”的起义行动。

如今历史已经发生改变，此次“肇和舰”起义的情况也同样有变化。因为在行动过程中革命党人因为歪打正着，不小心点燃了军舰的弹药库，引发船体剧烈爆炸而严重受损。同样因为这次爆炸，导致十多名革命党人与二十多名海军官兵阵亡。事件立刻在江浙一带引起广泛讨论热议，也因此促成了中华革命党的名声影响力传播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