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一句话，李纯没有说错，“销兵“真的不是什么好的创意。虽然，听起来，这个建议似乎很合理，但，这只是抽象的合理，书生气的合理，纸面上的合理。在这个“合理化”的建议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不合理：被强制遣散的兵卒走向哪里？一双双只拿得起刀枪，却拿不起锄头的大手，靠什么生存？从节度使、观察使、兵马使到普通士卒的抵触情绪，谁来协调？专横跋扈的牙军，谁来震慑？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像一团乱麻，长安，有足够的能力，解开这一团乱麻吗？

当年，李纯一眼看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对白居易的提议，一笑置之。可惜，他的儿子看不穿，所以，李囿屁颠屁颠的的开始“销兵”，大错，就此铸成，再也无法挽回。

长安销兵是一个错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因此，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于是，在一连串的错误过后，局面再也无法收拾：成德复叛，卢龙复叛，魏博复叛，河北再次乱成了一锅粥，长安发出的指令，再也走不出长安。

不过，世上任何事情似乎都没有绝对，凡事总有个例外，翻江倒海的河北毕竟还有一汪静水，当然，也就一汪而已，这一汪难得的静水就是横海。

在波涛翻滚、巨浪滔天的河北，横海之所以能够保持淡定，只是因为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推行的一项政策，一项与白居易“销兵”不同的政策：“分兵”。

就像长安受制于藩镇，其实，貌似飞扬跋扈的藩镇有时也受制于人，这些能够左右藩镇的人，就是节度使手下的统兵将领。

说来惭愧，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却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军队，相当一部分兵权都要交给几个自己的心腹，一旦心腹不再是心腹，那就变成了另一种心腹，心腹之患的心腹。如果几个统兵将领私下串联起来，集体逼宫，节度使也会肝颤，也会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当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反贼作了一半，发觉这条路不太好走，想浪子回头，却不料被自己的部下裹挟，不得不咬牙坚持着一条道走到黑，最后终于误了卿卿性命。而那个误了他性命的人，也就是他的女婿，却轻而易举的逃脱了死神。因为，最后关头，他用出卖老丈人领到了免死金牌，逍遥自在的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当然，统兵将领也不安全，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

一般而言，节度使撒手之前，大多会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下手，以保证自己的子孙可以顺顺当当的坐上那个节度使的宝座。新任节度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也会对那些手握重兵的人下手。将领们为了自保，有时也会起来造反，撵走或者杀掉立足不稳的新任节度使，然后自己一屁股坐上去，扭回头来再去对付昔日的同僚和同盟。

藩镇，就是这样乱起来的。

乌重胤的“分兵”政策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创举，因为他有效仿的榜样，那就是西汉的“推恩令”，具体作法就是：藩镇将自己很大一部分兵力分给下辖的各州，各州再将自己手中的兵权分给下辖的各县。这样一来，节度使和他手下的统兵将领能够直接控制的兵力有限，手里没有了足够的士兵，无论你是天大的英雄，还是地大的好汉；无论你是英雄转世，还是魔头重生；无论你是安禄山，还是史思明，都无法仅仅凭借一州一县的兵力，去与朝廷的十万神策军对抗。这样一来，长安固然可以“举关中之地以临四方”，恢复其应有的尊严和气势，藩镇也可以太太平平、高高兴兴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可谓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所以，李纯一看到乌重胤的奏章，立马高兴的蹦了起来，立刻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乌重胤的政策。可惜，元和宫变已悄悄降临，当元和十五年那个寒冷的春天悄然逝去，龙椅上坐着的已不再是那个大开大合、英明神武的皇帝，随他而去的，还有很多东西，比如他大力推行的“分兵”政策。

无论是乌重胤，还是李纯，都无法看到“分兵”政策在大唐帝国的天下开花结果，虽然他们一个活着，一个仙去。

“阴风切切四面来”，当藩镇复叛成为一股浪潮，不止是河北，还包括内地，大唐帝国的版图被人为的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块，长安失去了“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也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一百多年后，名存实亡的大唐帝国终于实至名归的寿终正寝，亲手结束它生命的，正是一个本名叫朱温，后来赐名朱全忠的藩镇。

说来颇为讽刺，当年唐玄宗心目中的第一号忠臣安禄山后来成了叛贼，唐德宗赐名李忠臣的那个平叛英雄最后竟然成了逆臣，朱全忠也不甘示弱，仿佛就是为了看大唐帝国的笑话，既然你给我赐名叫“朱全忠”，我偏偏作一点不忠的事情让你看看，当然，他这一点做的有点大：不仅毒死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还逼迫唐朝倒数第一个皇帝唐哀帝禅位，自己高高兴兴的做起了天子，改国号为“梁”，大唐帝国就此轰然倒塌。

不过，虽然生逢末世，依然有不甘堕落，怀揣梦想的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群。他们，明知大厦将倾，却依然努力前行，为大唐帝国的复兴无怨无悔的付出，无论是鲜血，还是生命，谱写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篇章。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鸟散余落花”的故事。

请看《日落长安远》第二部《鸟散余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