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中气坏了，拉上刘庆元乡长直奔县城。二人闯门进去，仗义执言：“办个干转工，又不违反政策，为什么不给办？”

对方不紧不慢，周吴郑王地又陈铺了一大堆鸡毛。

“啪！啪啪啪……”王兴中气愤地连连拍着桌子大叫起来，“你们还有点儿人味吗？人家济南的学生下乡到这里，罪也受了，苦也吃了。上完学又回到咱这教书，年年的模范，年年的优秀党员。啊？累病了，累垮了，累死了！啊？撇下孤儿寡母的，你们就不心疼？啊？今儿个说明了吧，李老师这事谁要做梗，谁就缺德！就不是人！！我和刘乡长县里告不赢就上地区告，上省里告！我不信这老天爷就不长眼！啊？”王校长说着说着，不由得老泪纵横，哽咽起来。

就这样，县人事局、劳动局等部门在了解了王普济、李玉兰的悲惨情境以后，破例为李玉兰办理了“干转工”的手续，据说当时在茌平还是第一次。

1991年2月，在茌平教育战线辛勤耕耘了16年之久的李玉兰（还不包括她在当知青时干了两年的民办教师）离开了她所钟爱的课堂讲台，以工人的身份调入济南铁路局分局建筑段，当了一名建筑油漆工。

此事是悲是喜，是惨是幸，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自有心论。而我们却悚然地意识到笼罩在我们一代知青身上的悲剧色彩竟是那么粘稠和浓烈！难道这真是一种命中注定？

李玉兰来到了济南，而茌平给她留下的却是太多、太厚、太深、太浓的一堆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

赵官屯中学的领导和老师始终挂念着李玉兰，每逢到济南出差办事，总要到李玉兰这里来看望她。这对于凄境中的李玉兰来讲，确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而一块下过乡的知青同学们更是牵挂关心着她，逢到过节，大家总是约李玉兰一起出来散心，同时也有不少的同学好友、亲戚邻居甚至王普济的老母亲也常劝说李玉兰，让她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

然而一提及此事，李玉兰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流，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谁也猜不出她是心领了大家的好意呢，还是再也难以从感情的漩涡中挣出……

李玉兰曾几次和原何潘大队知青小组的谭智华、邢金华、李玉更等人说过，她很想再回何潘三里庄看看。同学们一串连，觉得这事可以去做，便设法和何潘大队取得了联系，并约定此行中谁也不许提及王普济的事。可以看出，这其中知青同学们和农友们的用心良苦。

1997年4月6日，这天就是27年前同学们来何潘大队的日子。原知青小组的同学们各自带着家人陪伴着李玉兰和儿子王岩回到了何潘三里庄。

何潘变样了，茌平变样了，原先路边上低矮的泥屋全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楼房所代替，人也精神气爽，倍感亲切。村里人在自己的酒店里举行了欢迎知青返乡探亲的酒宴，老朋友们欢聚一堂，畅谈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畅叙知青和农友的友谊。

席间，李玉兰很少说话，但也落落大方地和大家举杯共饮，大家尽量地让她开心，但都十分有度。谁心里都明白，此时的李玉兰在经受着多么难述的悲苦煎熬。下午4点多钟，李玉兰提出要带着儿子到赵官屯去一趟，看看当年在一起的老同事们，谁也没说什么，立即安排了汽车将她母子送到了赵官屯范庄张召泽老师的家里。

张召泽见李玉兰母子来了，又惊又喜，急急忙忙地让妻子炒菜做饭，又把已退休的老校长王兴中请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叙着家常，倒也亲切自如。过了一会儿，也许张召泽过于激动，也许是多喝了点酒，只见他泪眼烁烁地看着李玉兰，嘴唇哆嗦着突然呜咽起来。

“唉，好人不常在啊！唉，普济……”张召泽长叹一声，一下把酒杯扔在桌上，垂下了头。

一听到普济这两个字，李玉兰的脸刷地一下变了颜色，人像定了格一样怔在了那里。

王兴中见状，连忙拍拍张召泽的肩膀说：“张老师，你喝多了，别喝了。”

王岩也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水说：“张叔，你喝点水吧。”

“不，我……”张召泽泪流满面，显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拍打着桌子竟一下嚎啕起来，“普济啊，啊……啊……那年……我去……济南看病，就住在你家里，你是……又端水又端饭……跑里跑外啊！……不……不光我……还有你……王校长……还有……啊？好人哪！……疼死俺了哇……”

李玉兰一动不动地呆坐在那里，像座雕像。

王兴中赶紧和王岩把张召泽架起来，送到了里屋。当他从里屋出来时，看到李玉兰两眼发直，头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向左拧。王兴中问：“李老师，你是看表啊？”

李玉兰没有反应。

王兴中刚刚坐下，忽然见李玉兰头往后一仰，身子一挺“咣”地一下摔在了地上。

在场的人全都围了上来，大呼小叫。李玉兰已是牙关紧咬，不省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