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的知青生活风雨同舟，使得他们二人的思想感情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同命运中的相濡以沫、向往憧憬中的志趣相投把两颗年轻的心联在了一起。

大概从1971年开始吧，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开始执掌权柄了，他们的子女随即便兴高采烈地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可以说引起广泛不满的“走后门”**现象也由此发端，且***又在信中说到前门进来的并不是全好，后门进来的也并非全坏，这就更加助长了此风的蔓延。

千百万知青仿佛一下子明白过来，“什么扎根农村干革命啊？原来如此啊！”——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防修”大业失去了迷彩，未来又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于是知青们开始变得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精神王国陷入了迷茫。

处于青春骚动期的男女知青们，一旦失去了理想的诱惑和奋斗的目标，失落的情感自然地便寄托依附在同病相怜的彼此身上。

在李玉兰临行前的一个晚上，二人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们谈了很多很多。夜风啾啾，年轻人的心里彼此都很不平静，多少话语总也说不完，多少话似乎也无需再说。他们二人并肩在村外的小路上走着，似乎彼此都能感到对方的心跳。

李玉兰仰望着深邃的夜空，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两年毕业以后，我回来。”

王普济沉默了一会儿，说：“回来吧，我等你回来。”

李玉兰瞥了他一眼，扑哧一笑：“大队上何支书和村里人也都这么说。”

“是吗？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王普济也笑了。

听起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似乎没有什么壮志凌云，这朴实挚切的话语，只有身处其境的知青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韵，可以说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们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当时对学生的分配原则是“社来社去”（注：社即公社，就是从农村招上来的学生毕业后仍分回农村去），而面对知青们叵测的命运，他们也不敢有过妄的奢望。

或许也是一种天意的使然，李玉兰走后时隔一年，王普济也获准考取了聊城师范学校。

也就是从那以后，扎根茌平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支离破碎，原先比较完整且颇有生气的知青小组，逐渐就象秋后的蒲公英一样风一阵雨一阵便七零八落地凋散了。

让人意想不到和凄凉的是，曾经那么轰轰烈烈锣鼓喧天波及到全国千万学生和家庭的上山下乡运动，竟是这么含含糊糊地拖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冗长，烟消云散了。

几乎每一个知青小组离去的同学在临行前都对自己曾经住过和即将告别的四壁徒空的栖身处情绪复杂地凭吊过。烟熏的黄土墙壁上残留着刚下乡时意气轩昂的壁报、宣传栏；残留着缀满豪言壮语的决心书、触及自己灵魂的心得体验及学习贫下中农改造世界观的经验交流。褪色的红纸上隐约可辨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筑长城”之类的标语口号。

如今这一切都将过去了，且过去的如此灰不溜秋！如果说它是对当时那个扭曲年代的一种辛辣讽刺和无情鞭笞的话，那么留在我们知青心里的则是永远难以磨灭的酸楚和隐痛。

“谁能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谁能——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今天听着李春波那苍凉的歌声，不正是对那时我们这一代知青结局的真实写照吗？

且不论这种结局的色调如何，历史将究竟给它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段历史毕竟已经结束了。而对于王普济和李玉兰，则是一条新的风雨启程，又一种艰难人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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