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如山倒，这一回的进攻又被八路撵到了城墙底下。

从9月23日到9月26日，接连四天，敌人几次与我争夺吕祖庙，均遭失败，损兵折将三百余人。我前沿阵地在吴小明连的守卫下，就和钢打铁铸的一样，安然屹立在西城楼下。

被围困在城内的敌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吃不上，睡不好，陷入了绝境。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吴小明连成立了喊话班，每天向敌人喊话，动心理攻势。

特别是孙大突、王老三，本来就是俘虏兵，对伪军里头的事儿知根知底，说话更有穿透力。“城里的伪军们，我们过去也和你们一样，也在伪军是混，现在啊，早投了八路啦！你们也不想想，跟着王金祥还有什么混头啊，家里的人饿得半死不活，死了还进不了祖坟。”

“八路这边可好了，家里算是军属，有抗日政府管。队伍上病了有人治，伤了有人抬，死了有人埋。在王金祥那里，死了只有喂狗的份了。”

城外的根据地里送来了各种消息，查清了一些敌人官兵的情况和家庭信息，八路指名道姓地喊：“孙大小，你母亲的病又犯了，很想念你，叫你回家一趟。”“李小勇，你媳妇生孩子啦，生了个小子，叫你快回家认爹……”

夜深人静，话筒出的拨动人心弦的声音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中飘荡。这个时候，饿得奄奄一息的敌兵都在侧着耳朵听着城外的声音，听着听着，有些士兵哽咽起来。

敌人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不少的人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尽管王金祥控制得很严，仍然有不少的士兵夜间拽着绳子越墙逃出，向我投诚。敌军的战斗力迅减弱，在被我围困的这些日子里，敌兵减员一半还多。

敌兵没吃没喝，被他们当作筹码困在城里的老百姓更是让我们担心。在喊话中，我们一再警告敌人不要迫害老百姓，让他们把老百姓放出来。可王金祥把老百姓当作抵御炮弹的屏障，并一次次的放出狠话：“为了抵挡八路军，饿死三五千的老百姓不算啥！”把老百姓视为鸡犬，任意打骂糟蹋，甚至枪杀。

百姓称王金祥和郭培德是“王家肉坊”，“郭家宰坊”，居民们盼解放，望眼欲穿。

1o月的一天，东关城楼上的敌人突然向我们喊话，说要放出一些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密切关注城内百姓生死的我指战员将信将疑，并向敌人喊话，对敌人的行动表示欢迎，并要求他们做到不许对老百姓打骂，放人要在白天，不准打枪，以保证我接收人员的安全。

城内被迫同意了。

第二天早饭后，敌人真的放人出城了，由王金祥的特务连负责此事。聊城的东门早被堵死，倪时迁指挥着伪军，临时从门旁扒了一个小洞，让老百姓从门洞里爬出来，放出了一千人。过了一些日子，敌人又从北城门放出一千人。

这些逃出来的老百姓，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如黄蜡，蓬头垢面，出城后，许多人泣不成声，倾诉着城里所受到的非人磨难，控诉着王金祥的暴行，要求我军赶快解放聊城。

我军干部战士，看到此情此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能立刻动手，打进聊城。“解放聊城，为乡亲们报仇！”“枪毙王金祥，打垮二鬼子！”的呼声愈来愈高，部队自地掀起了攻城练兵**。

巍巍城墙之下，荡荡环城湖畔，杀声阵阵，刀光闪闪，处处是我练兵之声。登城云梯，渡水木阀等攻城器械，也在迅地准备着。

1946年的冬天到了，宽阔的环城湖面被白茫茫的冰层封冻起来，这已是攻城的良机。12月18日，刘邓长已批准了围城部队的请战要求，派二野七纵来到聊城城下。一时，聊城城外，车辚辚马啸啸，部队、民兵东来西往，呈现出一派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七纵的司令部设在东关小学里，司令员为杨勇，政委张霖之，副司令刘致远。

听说七纵来到，除杨勇外这些领导又都是老熟人，韩行心里十分激动，急忙单独来到东关小学，面见七纵的各位领导。

进了司令部的指挥室，韩行一眼见到了张霖之，过去的鲁西特委书记。韩行先对他打了一个敬礼说，说：“报告张书记、张政委，韩行前来报到。”

张霖之一见韩行，热情地和韩行握了握手：“韩司令，好长时间不见了，十分想念！”

说得韩行有些不好意思了，忙解释说：“我哪是什么司令啊，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