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二，谭延闿以山东巡抚地名义，联合直隶总督谭钟麟、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闽浙总督边宝泉联合上书朝廷，提出了《变法九要》，其中包括了：严肃政令。整顿朝纲；设立学堂，推行西学；派遣留学，交通中外；发展洋务，充实国库；裁旧练新。增强军务；限制科举，考研西学……等九条变法图强主张。

这九条涉及到了政治、军事、教育、外交等等方面，如果不是因为康有为等人的《万国公报》被朝廷所查禁，而张之洞也险些因为《时务报》而被牵连。否则按照谭延闿的意思还需要加上一个“广开报馆，以开民智”一条。显然这个舆论一开对变法肯定有莫大的好处，可是同样也蕴藏着巨大地政治风险，看看张之洞草草的让《时务报》断粮关门便可见一斑了。

这份奏章为谭延闿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标志着一颗政治新星在大清帝国政坛上正式登台——这份奏章除了四个总督之外，就他一个巡抚，而且论年龄他也是目前大清帝国中最年轻的封疆大吏。这个变法主张奏折却是明显地以他为主导联合各省总督上书朝廷。虽然目前官职是小了些。但以他的年龄和经历。只要不犯谋逆之罪，登上总督之位不过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外面已经开始讨论谭延闿究竟能不能在三十岁之前登上总督之位。以打破大清立国二百余年最年轻总督的纪录了。

这份奏章先是作为一道密折呈送地，而呈送的方式也是非常特别——没有呈送给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而是先呈送给慈禧太后来审阅。后世关于戊变法最著名地一个段子便是，“慈禧太后非常郁闷地便是康有为等人地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这个段子谭延闿是知道的，而且他也知道康有为等人现在就在京师，正在谋求进行变法地渠道——接触光绪皇帝，继续上他的万言书。康有为等人的行动会引来怎样的后果，他再清楚不过了。谭延闿既不想让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专美于前，也不愿意自己来替康有为顶这个杀头的历史任务，所以他直接将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慈禧太后身上，由慈禧太后来掌握变法以此来缓解国内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干更多的事情开辟道路。

随附这道密折同时摆在慈禧太后面前的还有谭延闿的一本小著作《论熙宁变法》，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也是经过张之洞等人的审阅之后一致推崇的，写得便是北宋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的优劣得失。当然谭延闿是不敢用宋神宗时期的高太后来映射慈禧太后的，只是专门向王安石身上“泼脏水”，认为王安石变法最致命的一点便是一个“急”字。

刘坤一是湘军行武出身经过几十年最终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子，虽然粗通文墨，但在“玩文”这方面差了张之洞不止八条街。张之洞对谭延闿的《论熙宁变法》一文极为欣赏，在通过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几次合作中，他感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是人才，可惜就坏在这个“急”字上面，这《时务报》刚开出第一期，就敢用“孔子纪年”而不是“光绪纪年”，这是明摆着要杀头的。

谭延闿在密折中主张先从影响最小的方面慢慢做起，由恭王奕訢和李鸿章等人起始进行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虽然成果有限，但好在让不少

人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能够客观的评价自己这国”。加上甲午战争的刺激，在这个时候开始变法可谓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变法完全可以慢慢的开展，以最小的代价来换的中国的富强。

也许是谭延闿的“汽车、自行车攻势”地作用，或许是因为这道密折最先呈送给她。以表示她才是帝国中最德高望重的掌权者，总之这份奏折哄得老太太非常高兴，即刻颁下懿旨：“各抒己见，条议上文，变通兴政，力任其难……”

慈禧太后接受变法主张，这对于谭延闿而言一点也不奇怪，历史上无论是庚子之变之前或是之后，慈禧太后都有那么一点点变法主张。尤其是在庚子事变之后被洋人给打怕了之后更是如此。况且这份奏章中明显的是以慈禧太后为主，来进行变法革新，这对于一直渴望从“帘子后面走到前台”来的慈禧太后而言也是一个名正言顺插手帝国政治的机会。

谭延闿和张之洞等人的联名上书并没有像历史上戌戌变法那么轰轰烈烈，几个年老成精的总督外加一个小心谨慎的年轻巡抚都认为这火一旦烧的太旺。不仅熄灭地也快，也会引火烧身连同自己也给烧成灰烬的道理。在上书之后，几个总督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过动作上肯定是比以往要大了些。这几个联名上书的变法头头们不约而同的将变法地开端放到了教育上。

就在慈禧太后颁下懿旨的第二天，谭延闿便在山东省济南府成立了“山东大学堂”，这个学堂的得到了美国公理会的大力支持，并且还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地大力推进——自从谭延闿和美国驻华公使托尼商谈了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加强合作之后。托尼公使一直在向他在美国的友人推销这个计划，并且多次写报告呈递美国总统。

虽然美国人对这项计划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行动，但在美国教育界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其中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便是其中最为积极地一个。詹姆斯直接表示希望中国留学生能够选择伊利诺伊大学作为美国的留学学校。并且还开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包括削减学费、帮助中国留学生解决食宿问题，还有便是在奖学金上予以倾斜。。

这些物质上地优惠在谭延闿地眼中远比不上詹姆斯在美国教育界地宣传。在他的鼓动下，美国地各大大学的校长们都为此而动心。当然在山东大学堂的筹建中，主要还是以明恩牧师为代表的美国公理会驻华分会，他们向山东大学堂提供了众多的懂中文，在中国生活了数年时间的美国教会人员来充任大学堂的英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科目的老师。

美国公理会如此关注山东大学堂也是因为德国传教士的势力在山东经过谭延闿的一番折腾后，实力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山东教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这给美国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谭延闿向托尼公使保证美国人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就能够保证他们在山东的人身安全，并且还可以扩大美国教会在山东的影响。

如果说谭延闿对基督教保有好感，倒不如说这是纯粹的利用，其实这是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机会——谭延闿可以获得急需的教师人才，从而打开向美国大量输送留学生的门路，而美国人也可以借此向中国学生灌输美国元素，当他们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的时候，哪怕其中的一成像他们的前辈留美幼童那样成为中国的顶级的新式人才，这对于美国来说都是极为可观的“收益”。

相比之下谭延闿做的是“短线生意”，而美国人做的是“长线投资”，这中间没有什么吃亏不吃亏，都是你情我愿双方都能够得到好处的事情。况且根据前生的记忆，谭延闿对于美国的强盛是有着深刻的印象的，在这个时空唯一可以对美国造成伤害改变其命运的只有自己，但他却不这么好高骛远去挑战如此高的历史壁垒。

山东大学堂是谭延闿根据后世中国教育体制复制来的，它不仅是一所大学，而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联合体，招收六岁儿童开始入学，如果完整的顺利通过山东大学堂的教育，一共需要十二年的时间，除了一门“国学”课替代了后世的“语文”，这所学校所有的科目设置都是依据后世的学校体制课程而来。不同的是这所学校在开始入学之后便要接受英语教育，但却不会以此成绩作为决定学生升学依据——它是一门“副课”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