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三年，北京。

和这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一样，盛夏的城市，各个部分似乎都升腾着火一般的热情。

自从华兴次年以来，北京城也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翻新。电气化的道路照明体系取代了仿自英国的煤油路灯，每到入夜，复兴大道，凯旋门，各主要商务区，被精心布置的各色霓虹灯装点得如同水晶宫一般。从空中俯瞰而下，整个城市如同灿烂的光海。

原本有些破旧的三合土路，水泥路，砖路，统一改建了沥青石子路面，道路被大大拓宽，城市道路系统也得到了升级改造。各家住宅都通了自来水，家用电，装上了抽水马桶，炼焦煤气也得到了更大普及，取代了传统的蜂窝煤炉灶。

城市布局规划得到了完善，保护完好的老城区改建继续保持一贯的谨慎，而新城则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全新设计。城市的居住与办公，购物，教育，得到了更加紧密的配合，整个外围新城发展为了如同棋盘一般的卫星城，自成体系。

尽管很多工程依然在建设之中，赶上起风，城里更是尘土飞扬，但眼看着这座古城就这样一步步向着现代文明过渡，旧城的历史文化与新城的现代工商文明完美结合，北京城的居民依然感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这就是我们的首都，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国战结束刚刚两年，很多东西却仿佛已经非常久远。战时体制下充满斯巴达军事色彩的学校教育已经悄然让位于战前的军国民教育，考卷上也没了“战争应用题”，“战争作文”之类杀气腾腾的内容。大街上几乎再也见不到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讲，大街小巷也没了为国募捐的义务宣传队。走在街头，军人们经过之时不再受到民众的鞠躬致敬与欢呼。每个人又恢复了战前的状态，行色匆匆的依然行色匆匆，悠闲自在的还是悠闲自在。但每一张面孔上，却都流露出更多的自豪，更多的自信，以及更多的期待。

随着国家的大裁军，众多军人重新回归了日常生活，来到自己熟悉或陌生的岗位上，为了每天的油盐酱醋奔波劳碌。在公园，在大街小巷，经常会有一些伤残老兵戴着荣誉勋章，拄着拐杖或推着轮椅，路人无不报以敬意。

战争已经结束，军人们的精神却不会死亡。对于这些曾经为国家流了血，负了伤，牺牲了一生正常幸福的老兵们，人们依然是感恩的。

皇帝大婚之后，马不停蹄地主持了“北京和会”，随后就带了一票人马“度假”去了。

这北京和会，虽然各方并没有确定明确的裁军方案，但也算是发表了“联合公报”，表达了对和平的共同企盼，各国也的确着手制订削减军备扩张的方案。

到了这一步，中国国民原本绷着的一根弦也总算松懈了下来。

既然都不想打，想必也就不一定打得起来了。

尽管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轻后生和后辈军人都难免怀念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战，恨自己没有机会上阵，或者没有捞到足够的功勋，但大多数国人内心深处，其实还是不想再次卷入这样危险莫测的战争。

这个国家，已经掌握了整个东亚，扩张了一倍的国土，成为世界有数的强国，甚至掌握了欧美强国两大阵营胜负的关键。经济正在快速起飞，国家各项制度逐步完善，民众生活大有改观，文化上也是一派欣欣向荣，有谁有真的希望这一切在大炮轰鸣之中化为一片瓦砾？

看着舒适的住宅，崭新的汽车，衣柜里花样繁多的衣物，如花娇妻，粉雕玉琢的孩子，职员和市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三十来亩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数着手头攒下来的华元，想着年后盖几间大大瓦房，给大儿子娶房媳妇，买匹挽马，小儿子有出息，已经读了初中，还不用花钱，想着日子越过越好，农民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窗明几净的公租房，看着老婆孩子脸上的幸福，工人们不想再打仗；

看着手里的股票不断上涨，自己的公司业务越来越红火，对外出口越来越顺利，企业主们不想再打仗。

毕竟，这一仗要打起来可不是踩个把蛮夷小国。报上分析得清楚，一旦开战，就是全世界都要卷入的生死之战，胜利的就是世界霸主，失败的就是万劫不复！

有几个人愿意在这样的好日子之下去冒那个风险呢？

明年就是国会改选之年，而这一次的改选，与往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几个月前，历经反复辩论，反复修订，新的《议会选举法》终于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

根据新的选举法，选民的条件大大放宽，年纳税额额方面的条件从五十华元下降到三十华元，或者是服过兵役且年纳税额在十华元以上，或曾经一次性捐助超过三百华元。

尽管依然是一家只能有一个选民，但根据测算，帝国的选民数量依然从之前的七百六十万激增到了一千八百万。

选民基础的急剧扩大，主要来自于普通工农劳动者和市民阶层收入的提升，以及选举权门槛的下降。选民结构的变化，让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复兴党中越来越庞大的劳资关系协调会，终于在六月初宣布独立建党，定名为中华社会党，周明根任秘书长，主席空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致力于“提升劳工阶层的福祉”，“提升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更好地协调发展”。

与此前自由党，农民党，炎黄党等的独立不同，社会党的独立让复兴党从上到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