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推出的伯爵A型车采用了七升六汽缸V型配置的汽油发动机，采取了压力润滑系统，由皇家罗伊斯发动机公司精心打造，性能超越了另一时空1904年问世的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公路最大时速高达一百四十公里。

为了提高安全性，这款豪华轿车配备了新型安全带。加装了保险杠，配置了钢化玻璃。内饰精美，线条庄重流畅，一推出就成为南方富裕阶层的新宠，并迅速蔓延到北方和南洋侨界。

在美国和欧洲，根据当地消费者习惯改进的美版和欧版伯爵车也在一个月后发布，一举征服了挑剔的欧美绅士阶层，尽管售价高达八千美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伯爵车的热销，还在于一项出人意料的远程赛车活动。

1906年年底俄罗斯内战结束，从亚洲蔓延到欧洲的战火渐渐熄灭。但各主要强国大规模扩军备战引发的军备竞赛和紧张情绪，却依然让各国民众难以安寝。

1907年春节之后，中国报纸刊登了一个爆炸性新闻：前国防军上尉，三届广州-库伦汽车拉力赛冠军马少武宣布，他已经获得了皇家南海汽车公司的赞助，准备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以一辆改装的伯爵A型轿车，由他和南海公司的试车员，前拉力赛冠军赵文松驾驶，从广州出发，经武汉轮渡长江，然后抵达北京，再一路向西，由迪化一路穿越中亚，经俄罗斯，德国，法国，再从布列塔尼上船，纵穿英国，然后轮渡到美国纽约上陆，横穿北美，再轮渡到日本，由仙台一路开到长崎，然后轮渡到釜山，再一路开回北京，全程近三万公里。

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尝试，甚至超越了另一时空1907年劳斯莱斯银色幽灵创造的记录：不间断行驶两万四千公里（维修费用只用了三英镑）。

而这一活动的口号，则是“和平之旅”。

皇家南海汽车公司的发言人宣布，南海公司资助这一活动，目的是“加深各国之间的了解”，“表达中华之民对于和平的期盼”。为了这一壮举，皇家南海汽车公司安排了一整支车队运送汽油，补给和配件，以及进行中途检修，一切费用均以市场价单独计价，并由随行的各国记者和观察员全程监督。

这个声明顿时引爆了整个欧美社会。

各大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和平之旅”。尽管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这是中**事间谍为未来政府欧洲进行的军事地理勘测”，但欧美民间的主流声音纷纷嗤之以鼻。

法国左翼喉舌《不妥协者报》，以及因创始者克列孟梭出任首相而影响力陡增的《震旦报》纷纷驳斥这些谬论，认为这“完全是右翼军火商的卑劣伎俩，目的无非是恫吓纳税人”。美国南方的民主党传统舆论阵地也和英法左翼遥相呼应，用最为直接的表达引发读者对于政府歪曲事实的忧虑，引导他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政府把万里之外的古老国家抵御侵略和复兴民族的努力丑化为征服世界的阴谋。

在强劲的舆论声音之下。各国右翼不得不降低了调门，甚至公开称赞这一“和平努力”。

这一场环球汽车之旅，在之后的半年多成为各国报纸上的热门话题。

“……银色闪电穿行在菩提树下大街，这是东帝国与西帝国友谊的见证……我看到了什么？闪电穿越了勃兰登堡门……驷马车，胜利女神……是的，也许某一天它有机会成为女神的座车……”

“……这就是伯爵车！来自中国的神奇小子！多么流畅优雅的线条。胜过了最好的纯种马……”

纽约，波士顿，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南海汽车公司与伯爵车的推出同步，按照后世4S店的模式建立的各个“区域旗舰店”中人头滚滚，衣冠楚楚的富豪大佬们。挽着珠光宝气的贵妇佳人。纷纷一掷千金订购伯爵车。

正如海报上所展示的，名车，佳人，才代表着成功人士。

伯爵，卖的不是车，而是品味。财富和成就。

预售开始刚刚一个月，这款价格不菲的豪车在海外已经被订购了六千多辆。

南海汽车公司总经理还来不及高兴。就已经陷入了更大的烦恼。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产时间表。伯爵车的供给不足引发了限量供应，而限量的结果是更加热烈的追捧。

伯爵车。开始被视为“贵族中的贵族”最好的标签。

即使不算国内订货，一个月的海外订货已经预订了这款汽车未来八个月的产能。

最大的瓶颈还是发动机。

尽管皇家罗伊斯公司已经在战争前后疯狂扩张了产能，但军工订单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民用方面的单子也是恐怖无比。眼看着市场爆发，皇家罗伊斯不得不将更加简单和标准化的军工生产以委托加工模式分包给其他发动机厂商，自己专注于最高端，利润最高的产品。

水涨船高，原本中国汽车在海外已经成为高品质，高可靠性的代名词，而这一场亚洲战争中摩托化纵队的拉风表现更成了活广告，中国汽车在战后刮起了更加猛烈的“中国旋风”。

尽管某些国家官方对中国的宣传转向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商品的流行，但中国方面调停俄罗斯内战的举动，以及这一次的“和平之旅”无疑给了各国“黄祸论”沉重的一击。正如克列孟梭在日记中自嘲地写道，“如果说中国政府调停俄罗斯内战是扇了我们的左脸，那和平之旅就是反手扇了我们的右脸，而我们偏偏还不得不跟着叫好”。

中国汽车，就在这连续不断的风潮之下，如同一股无比猛烈的旋风席卷了欧美社会。以皇室汽车产业为纽带的中国汽车业，从一开始就吸取了后世某国各行业各自为战，甚至不惜诋毁本国竞争对手以争夺市场，导致某国商品在海外一度沦为“质量低劣”，“缺乏道德”的残次品的覆辙，也没有再次陷入另一时空某国商品内部残酷的价格战。

早在中国汽车打开出口市场初期，中国汽车业已经成立了欧洲中华汽车联合会，美洲中华汽车联合会等康采恩组织，协调产品定价等。各汽车厂则尽量走差异化道路，有的偏重大排量豪华车，有的偏重普通轿车，有的偏重商务车，有的偏重越野车，有的偏重卡车，有的偏重农用车，在各产品市场内部也按照品质和价格拉开档次，定价上则往往以康采恩协调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种差异化竞争策略形成了微观上的各有侧重，重点开发，宏观上则构建了完整的产品线，并实现了对“中国汽车”这一总体品牌价值一定程度的共享。

汽车业终究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三重密集的行业，而对于这类核心支柱产业，中国方面采取了准入体制，对汽车生产商从资本等方面设置了门槛，并采取车型审核，从安全，可靠性等方面进行审核，以避免劣质产品损害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形象。

为了配合车型检测，中国政府率先开发出了一整套车辆检测标准，并建立了国立的汽车检测中心作为官方样本。很快，一些民间机构也进入了汽车检测领域，并获得了官方认证，展开了激烈竞争。为了确保其权威性，各家中心不得不严格控制检测质量，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之中最终存活下来的五家民办检测中心，把整个检测体系，从标准，流程到设备都推向了更加完善的新水平。

按照郑宇的规划，汽车不仅仅是带动中国经济总体发展的火车头，也是中国工业品塑造“优质”形象的最好工具。

以“和平之旅”为契机，以“中国汽车”的形象为突破口，以提升中国工业品的形象和整体影响力为目的，一场空前的国家品牌塑造工程拉开了序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