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郡王镇东瀛，母国文化之辩时有闻之，而郡王忧似甚闭门而谢客。至上之文传诸东瀛，郡王把玩良久，而后欢宴如前。人见之，私相曰：安矣。”——范至澜，《华兴朝野录》）

这位几乎从不公开发表文章的皇帝，以这样一篇文章而公诸天下，顿时就引发了举国轰动。

在现世的中国，这位经历传奇，又领导国家打赢了至关重要的强国之战的青年皇帝，早已被人们有意无意地神化了。老人坚信这位是“天降星宿”，中年人认定是“超迈乃父”，青年人则将其视为偶像，崇拜之狂热前所未有。

以他现在的声望和影响，无论公开说了什么，自然而然地会被绝大多数国民奉为圭臬。

郑宇很清楚：纵观历史，任何一个统治者走到他这一步，下一步自然而然的就是造神，思想净化，内部清洗，建立自己绝对专制统治，可以把国家如同面团一样随意揉捏。

但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穆铁这些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看着千千万万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呐喊着，拼搏着，流血流泪，他早已明白了一些东西。

历史，终究不会一次再一次地把机会赐给同一个国家和民族。

原本稍纵即逝的时代之潮，由于郑鹰等人的到来，终于让这个老大民族抓在手中。但历史强大的惯性，却依然在潜移默化地把它继续拉向惯常的轨道。

时代选择了郑宇，而他也必须肩负起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社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复杂，而人性解放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专制愚民也已经无法满足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面对列强大争之世，需要的统治者不再是家天下或X天下的枭雄…而是一个一切首先从国家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不以个人权力和私欲为先的真正的大政治家。

作为一个政治家，当国家站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转折之时，要做的不是那一套枭雄手段，帝王权术…而是因势利导，推动形成一个包容和开放的舆论氛围，一步步推进社会深层次的变革，为这个国家真正建立起千年之基。

现在正是这个国家开始这样一场根本变革的最好时机：错过这个民气最高，国内最为众志成城的时候，一旦国家上下再次心满意足地沉醉在歌功颂德之中，文恬武嬉，重回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则一切“辩论”都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文化争鸣也会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随后历史重回惯性，而时代的大门也会再次关闭，一个昙花一现的“盛世”不过是人亡政息。

更重要的，他很难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会有自己这样的权威，这样的魄力，乃至这样的胸襟气魄和责任感，来从事这样一场可能对自身权威构成挑战的变革。

郑宇知道自己的言论有什么样的权威，但他也知道这柄利器不可轻动：自己在外面说的越多，犯错的概率就越大，所以他凡事都喜欢让别人顶在前面。郑宇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一个引导者和仲裁者，而不是冲到舞台上面的“男主角”。走到他这一步…他也确实不太需要那些表现来维护权威：他的成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并不担心…这些否定从不犯错的圣人存在，否定放之四海皆准的圣言的存在…否定权力高于一切的言论会动摇他本人的统治。

他的法统传承是依据宪法，依据合理传承，他的权力来自于他的法统，也来自于他手中的党政军财文大权，来自于他用铁和血打下来的赫赫声威。对外，他开疆辟土的成就超越了一切华夏帝王;对内，他铁腕粉碎兵变，铁拳肃清官场，肢解了地方政府，又分化了复兴党，用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把绝大部分人和自己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个国家内外，都已经没有力量敢于挑战他的权威。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只要不犯下太多愚蠢到不可救药的错误，任何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都已经无法动摇他的权威，也就无法从根本上瓦解他为这个国家打造的长久秩序。

他的存在，可以确保这个国家中的各股力量被迫或自愿地接受妥协的概念，学会在宪法体制内和平地获取和交接权力，实现共存，学会以合适的方式进行争论。

他从不相信一个正邪大决战式的革运动就能够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旧貌换新颜，而是有条不紊地计划着一切，循序渐进地展开自己的行动。他有耐心，等得起，因为他足够年轻，也足够有权威。

论战走到这一步，的确也很难继续下去了。

“复古兴汉派”中的很多干将原本就是打着“迎合上意”的念头，在实现“大政奉还”的同时“简在帝心”或“不负平生之志”。

可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这位皇帝居然根本就是反对颂圣反对复古，那还搞什么搞？

没得搞。

第个退出的正是谭嗣同。

这位湖南书生原本也是硬汉，但多年宦海沉浮，早多了明哲保身的智慧。再加上对这位皇帝看似宽和，关键时刻狠辣果决的性子深为忌惮，更清楚如果自己敢于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只怕民间的形象就要大坏，更会被铺天盖地的口水淹死。此刻一看对方公开出来喊话，前内阁重臣谭嗣同就知道已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郑鹰时代过来的臣僚都已经懂得了这个政坛规则：“………………以先帝之明，于此事既早有决断，我等自不必多言。国民思想之自由，吾人并非反对，不过是千载传承有其惯性，担心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圣上所说正是至理名言，北竹所言之道理我等也深然之………………当用心揣摩……希望不忘传统，拾遗补缺。所谓谁主谁次，实可另论，关键是东西不可偏废…中外不可混同，我华夏不可盲目崇洋，可既然有墨师为此天赋人权之开山鼻祖，吾人………………”

自诩“忠于皇上”的姚麟也不得不发表“退战声明”：“……………吾人敬先帝与今上之心天人可鉴，所言无非为国进言，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事理已论明，华夏新学之功吾人并非视而不见，只是忧心西夷文化之侵略，欲振奋我民心志气…既有墨师达者在前………………今吾人当以先帝和今上为楷模，恪尽职守……”

曾廉则干脆中了风，着了魔，整日嚎啕痛哭“………………我先哲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翟粗鄙无知，禽兽之人，其学说定然祸国殃民是无疑的，我先圣苦心经营，方弃此邪说伪学…今……吾人要此口何用？华夏完了…率兽食人，亡天下了………………死了好死了好！”

这人还一本正经地＝叮嘱家人“我死了，务必把眼睛放到城门口，我要看看这国是怎么亡的”！其家人只当他胡言乱语，只是诺诺敷衍了事。

那位五台山的高僧更是离谱，之前这位在报纸上发表了水墨画，一恶形恶相的野猪于云上对地面嚎叫不已，下面一只绿油油的公鸡，也是对空张牙舞爪，上书“天猪叫（天主教），鸡独叫（基督教），都是礼拜一个猪（主）”。

等到北竹宏论出台，举国舆论一变，纷纷指责“复古兴汉派”保守误国，再到郑宇短文一出，天下轰动，复古兴汉派土崩瓦解，打着“国粹”旗号大兴“三教”也成了笑谈，这位“高僧”顿时傻了眼。其上师特地从西安赶来，斥责这位高僧妄动无名，尘缘未尽，责令‘面壁思过，，打发去了河南少室山苦修。

那位提出“英语来源于古汉语”的“国学家”，被众多语言学家一顿冷嘲热讽，早已是狼狈不堪。其就职的学校则以其“品行不端，学术低劣，治学不严，不堪师表”为由将其解聘，不得不回乡务农，从此销声匿迹。

章炳麟的表现，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沉默多日之后，这位此番一直冲锋陷阵的“骂神”却是光棍到底：“……吾人之所敬先帝，敬今上，非为求幸进，但出于公心。我华夏此前多遭摧折，国事不靖，政出多头，掣肘太多实乃祸根。吾人深感今日国家局面来之不易，而两代圣君主政实在是我华夏可遇不可求之千载良机。若再行前朝党争故事，恐千载机遇失却，我华夏盛世有不忍言，故力求为君上独揽大权之马前一卒…………不过吾人以忠君为念，以国家为念，既君上已有圣训，则吾人自当遵从。华夏新学之于国有利，吾人并非不知，但忧心国事也，未来当诚心正意研习我新学，继承我华夏以人为本之文化精髓，精研中庸仁恕之道………………然吾人此刻依然认为，华夏之兴在于圣天子掌政，愿吾皇善自珍重，切不可自误，天子不可一日无权柄，而华夏不可一日无君上…………”

（据后来民间史书《华兴朝野录》记载，“时人多有非议太炎品行者……惟上阅太炎之文，笑而谓宋公钝初，曰：‘此憨直人也。，后传诸宫外，人言及太炎，皆曰‘憨章”后太炎闻之，感慨良久，自刻一印曰‘憨直痴人，，以此砥砺，遂为一代名家………………”）

上书恢复理学的“专家教授”，在校内也已经沦为笑柄。

这个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三十多年，现代工商业文明特有的冲击之下，再加上政府的强力推动，民智早开，对世界的认识也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各种各样的西方书籍文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小说诗歌，通过一大批文化界人士的努力，早已广泛传播于各地。

各大报纸，杂志，时时刻刻报道着世界各地的动态，科教文化和经济政治军事上头的新进展。再加上几次国战，连升斗小民也开始关注这些原本云山雾罩的外洋国家，渐渐都知道些外国的事情知道别人有别人的活法，有别人的语言文字，并非什么真正的土著蛮夷。

这新学事功如何原本是日日可见，现在又经了一场大辩论，再加有了墨翟这本土巨子为前贤，民主法治无论如何也谈不到什么“舶来流毒”仅有的一点疑惑也渐渐消散。尤其是陛下开了口，又是先帝遗命，那自然是错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