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浪费公款和赌博

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解密档案的记载: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

“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

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1923年，B.B.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三、贪污与盗用公款

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期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

合作社是盗用公款最严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举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了下述数字:在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参与窃取公款或盗用公款。该会议还披露，根据法律人民委员会拥有的数字(42个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审理中涉及各种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层网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机关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个人是俄共(布)党员，291人是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

重拳出击无处不在的腐化

1920年代初经济管理者中出现的腐化现象，严重危及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为了遏止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

俄共党的最高监察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