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亚林认为，沙皇政府与中国方面的缔约是迫在眉睫的。他提醒众人，苏维埃政权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对外关系问题，就要面临东，南，而且很可能还有西面— 英法登陆部队或者是德军的三面威胁。

他认为，要避免遭到如此不利的局面，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高调地表达与英法德等强国的亲善，履行国际义务。

“必要时，”包亚林提出，“既然波兰等国的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与德国达成协议，同意把这些地区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但要求德国确保他们的独立，以作为德国和苏维埃的缓冲地区。”包亚林提出，中国人手里掌握的几十万训练有素的俄***人，大批器械军需，这是足以决定胜败的筹码。革命者和沙皇***政府谁获得了这些筹码，谁就会取得胜利。而且，因为沙皇的“平叛大本营”在车里雅宾斯克，反动政权获取东线那些训练有素，相对服从和忠诚的军队，包括中国人手里的俘虏和大批的武器弹药“是很自然的想法”。

他提出，“为了胜利，革命者要敢于和魔鬼合作”，只有“一切为了胜利，才能胜利地获得一切”，苏维埃必须与中国达成一致，哪怕不一定马上缔结公开的和约。

包亚林?马克西莫夫的意见在布尔什维克中引发了争论。

最终，托洛茨基和乌里扬诺夫都站在了马克西莫夫一边，而综合了列宁和马克西莫夫的意见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第二阶段总体策略的纲要》，也就此出炉。不过，马克西莫夫却拒绝了由自己进入最高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且担任外交事务委员的建议，转而推荐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夫人，认为由一位女性出任这一重任更有利于改善西方世界对苏维埃的观感，并增加亲和力，而他本人“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更有利于开展一些内外联络工作”。

马克西莫夫的表态让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更加钦佩这位充满智慧，大公无私的特殊布尔什维克。

会后，布尔什维克派在马克西莫夫的建议下，以一种巧妙的方法解决了乌里扬诺夫的身份问题。最高工兵苏维埃宣布“增补五名新委员”，布尔什维克派的乌里扬诺夫和柯伦泰夫人，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社会革命党人的瓦西里耶夫同时被增补，算是皆大欢喜。

最高工兵苏维埃也做了工作分配，柯伦泰夫人担任外交委员，乌里扬诺夫担任宣传委员，同时兼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托洛茨基转任副委员长。

不过，布尔什维克统一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努力却受到了出人意料的抵制。尽管普列汉诺夫带头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大多数孟什维克却拒绝了这一提议。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表示，“布尔什维克也需要反对党，民主宪政不能搞一言堂，孟什维克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工党，但不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布尔什维克还有很大差异，形式上的统一反而可能导致党内的混乱和分裂。

最终，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努力之下，崩得分子加入了进来，与布尔什维克共同组建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而孟什维克则组成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

在布尔什维克的推动之下，也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或默许之下，苏维埃通过了《土地法令》，《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俄罗斯人***力法约》、《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法约》、《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被剥削劳动人***力宣言》等重要条令，把八条纲领的精神进行了细化，并以法律形式固化下来，奠定了人***力的基础。

被任命为外交委员的柯伦泰夫人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

很快，这位新任外交委员以风姿绰约的形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以“苏维埃喉舌”为身份宣讲了苏维埃的外交政策。

柯伦泰夫人明确提出，“苏维埃的使命是为俄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和富足，他无意去干涉或者影响其他国家的现状，对其他国家的土地也没有任何兴趣”，“苏维埃是人民的自治机关，他为人民服务。而人民需要的是和平与面包”。

她提出，由于政权的草创，“在某些时候发出的一些声音，并非最终的意见”，“苏维埃的人民代表们清楚国际规则，也愿意与各国和睦相处，他们尊重规则，尊重现状，也尊重历史”。她进一步指出，“苏维埃并不否认沙皇政府曾经，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俄国的合法政府，他们签署的条约，只要不是明显出***家权益，损害人民利益的，只要是遵守了国际通用规则的，苏维埃一律给与承认”。她特别提到了沙皇政府所欠的外债，“沙皇政府一天存在，那么这笔外债的偿付就不能由苏维埃来行使，苏维埃不能替自己的敌人省钱”。而任何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为俄国合法政府，断绝与沙皇政府外往来的国家，“其拥有的俄国国债都将由苏维埃负责偿还”。

这一声明被称为“三月声明”，顿时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博弈。

在巴黎，伦敦和纽约，俄国国债顿时如同坐了火箭一般向上猛蹿。之前将信将疑地跟着买了一点俄国国债的美国财阀大佬们，现在已经是后悔不迭，抱怨为什么没有多买点。

五年期的俄国国债已经恢复到了六十六的位置。

中国方面没有急着把抄入的俄国国债出手。在郑宇看来，局势始终在掌控之中，他依然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法国的莫里斯?鲁维埃内阁顿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法国政治家们很清楚，事情还远远谈不上解决。正如苏维埃的喉舌所说，只有“承认苏维埃为俄国唯一合法政权”的国家，苏维埃才会负责偿付他们的国债。法国政府此刻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不承认苏维埃，自己持有的国债就可能被宣布无效，变成废纸；如果承认苏维埃，那就代表着他们抛弃了沙皇政府，而和这些“雅各宾分子”，“危险的暴民”变成了同盟者。

法俄同盟，想一想法兰西居然要和一群红色暴民把酒言欢，最大胆的法国政治家也感到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荒谬。

不过，在法国政界内部，以饶勒斯和盖得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发出了声音。这个左翼政党在法国，尤其是中下阶层中颇有影响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列为第二国际支柱。虽然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以议会改良的策略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逐步演进，但他们并不支持政府一边倒地偏向沙皇***政府。

饶勒斯提出，“苏维埃政权是一种全新的政权形式，就如同法兰西革命之于当时的君主制时代，我们很难简单地对其加以否定”。他认为，“俄国人民既然选择了苏维埃，那作为盟国的法兰西，就应该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就如同我们在一百年前不能因为与路易国王之间的私交，就必须站在革命者对立面一样”。

盖得更加激进，他直截了当地主张“法国应该承认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法国人应该多看一看沙皇***政府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并质问政府“为什么一定要站在被人民抛弃的外国政府一边”。

很多持有大量俄国国债的法国金融界人士也开始对政府施压。他们提出，现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外交策略：要么支持沙皇政府，马上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尽快消灭叛乱者；要么支持苏维埃，尽快给与外交承认，以便手中的国债和在俄国的投资不至于打水漂。

法国内阁变成了辩论场。

总参谋部的高级参谋被邀请过来讲述双方的实力对比，给出一个“胜负可能性”的确定结论。而这些高级军官们对俄国的局势也是一头雾水，只是笼统地表示“沙皇的军事态势不是很有利，其两部分被隔断在乌克兰和乌拉尔，其手下的部队也不那么可靠，更可怕的是他们西面和北面是革命者，东面是步步进逼的中国人”。当然，他们也很顺理成章地补充道，“革命者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的统治并不牢固，内部也有派系问题，有权力的争夺，军队内部大批军官被捕，很多士兵回乡分地，部队秩序混乱”。至于胜负，他们认为“目前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