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这位胡展堂也踏上了旅行的道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等来到北京，直接就拜访了北竹，又结识了北京的一批文人学者在帝大社会学系谋了个助教的职位，平时写写稿子。

这一次，这一位高调出击，倒是让郑宇有些莞尔。果然是历史知名人物，终归还是耐不住寂寞要一试身手的。

《华夏时报》此文一出，一直观望和犹疑的某些文人，也仿佛闻到了某种气味，纷纷开始了活动。

一时之间，甚嚣尘上的议和之声又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有挥舞着〖道〗德大棒，从“国家民族“的高度直斥主和者私心过重的甚至直接揭了不少人的老底，比如张某某主和是因为独生儿子在前线，之前好几次想动用关系调到后面管兵站却没有成功：李某某主和是因为家里的产业被迫交纳重税，而李绅士一贯是悭吝成型：赵董则一贯和东交民巷的欧美俱乐部来往密切，很可能是奉了某些外国“友邦”的意志。

有的则讲了鼻年蒙古人铁木真和努尔哈赤几次战败崛起的故事，提出“除恶务尽”更有所谓皇汉派大呼“罗刹国与鞋虏实乃一丘之络，皆北狄禽兽遗种，此劣等之民族不彻底铲除，早晚为中华患”更有人讲述了当年彼得哈巴罗夫等俄国冒险家，流氓和土匪在黑龙江吃人肉的事情大声恫吓“尔等不速醒，则尔与尔之家人后人，早晚为罗刹人果腹之食矣”。

皇汉派中的“新派”代表非章炳麟莫属。

q在粱启超发起“民生研究会”的时候，章炳麟就直接带着一群青年皇汉激进派去砸场子，还是与粱启超相交莫逆，在和战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宣传部长谭嗣同听到风声，亲自带了〖警〗察在半路上把这些人“劝”了回去。

章炳麟眼看着粱启超堂而皇之地搞起了“汉奸”组织，一气之下在皇汉刊物《汉风》上指着粱启超的名字大骂“先宋有奸臣名粱师成者，今有欺世盗名，欲卖皇汉之土于罗刹禽兽之国，自绝于皇汉先祖之不孝之徒名粱氏者。此贼以西夷民权之邪说建民权党，蓄谋动摇我皇汉国体于前，煽动媾和，祸乱国战于后，实乃祜恶不逡”。章炳麟从粱启超的“先人”东汉奸臣“跋扈将军”粱冀说起，一路说到粱师成，粱启超，公然提出“粱冀专擅朝政，毒害君王：粱师成以一阉人而居“隐相”祸乱朝局，挟持圣君，导致皇宋倾覆，而今之粱氏者…”就差骂出“姓粱的误君卖国乃是祖宗家传”了。后来连《大汉皇民报》的副主编姚麟都有些看不下去，连哄带劝让章炳麟“先看看时局发展”“灭此獠不急于一时”。

粱启超被章炳麟骂的狗血淋头，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当即在公民党的喉舌《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今有章氏者，妄论华夷之辩，一贯以种族优劣分裂我国民，鼓动是非。又倡三纲五常之礼教为国本，无视当代〖民〗主民权大潮之浩浩汤汤，罔顾我中华民族融合之潮流。今国家局势微妙，有识之士皆思务实，惟此辈动辄以皇汉自诩，党同伐异，稍有意见不一即骂为汉奸……实在是国民之耻此等人高谈阔论，于国无益，不过愚夫尔……”

章炳麟自然大怒，其他皇汉骨干如曹钦熙等人更是露胳膊挽袖子上场，与粱启超等人展开对骂，一时《汉风》与《新民丛报》刀光剑影，此说彼是汉奸，彼说此是国贼，很是热闹。

正在此时，一枚重磅炸弹出笼。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独秀”的文章。

对于独秀这个名字，之前只是在上海有些名望。自从陈庆同北上，在北京逐渐崭露头角，隐隐成为北竹身边一大笔杆。现在论战正酣，独秀出马，一时间洛阳纸贵。

“独秀”开宗名义，直指“今日之国战，乃民族存亡之战，也是民族千年根基之奠基之战。今之成就，不独影响于当世，更将惠及子孙百代。一旦鼠目寸光，就是前功尽弃，必然祸延百代”。

“独秀”从东西方强国的发展历史讲起，痛斥了〖中〗国历代专制君主开战不是为了炫耀武功，就是为了青史留名，而独独不思扩张国力，改善民生。故而国家征战“只有开支而乏收益，徒劳炫耀武功而不行殖民扩张长治久安之举，盖此类君主所虑，乃边远地区统治不易，无论行郡县或封建，皆可成乱源，动摇一家一姓之国本，故而为一家一姓之天下而误我苍生”。

而西方强国之征战“皆为扩张商业利益，获取殖民领土，故而希腊以对外殖民扩张而成霸业，马其顿以对外扩张成帝国，罗马以扩张殖民独霸地中海，西班牙以扩张殖民成欧陆强国并霸南美，英国以扩张殖民成日不落，莫斯科公国以扩张殖民而成今日之沙俄。”“独秀”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凡以商业利益，扩张国本为目的之征战，皆为强国之必须，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他进而指出“今我帝国之经济民生，早非农耕之自然经济。我华夏之复兴，赖西学大盛，赖我华夏圣学得正本清源，中西合璧，铸造我前无古人之新华夏理念。兴工商，强国防，铸国魂，复我华夏尚武之精神。今国家四亿五千万人口，居天下四分之一，而国土之面积仅及全球之一成”故而，1“今之华夏，人口已嫌稠密，未来人口繁衍生息，土地何来？工商大兴，矿产森林何来？”。

“独秀”进一步描述了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富饶，中亚地区的河流纵横，草原丰饶，指出“此等土地之下，蕴藏何等宝藏实未可知。而以我东北之矿产勘察可推知，当为地下之宝库”。他进一步指出“我华夏千载治乱循环，土地有限，资源匮乏，农田经多年耕作而贫瘠，人口繁衍而超出国家承载，实在是重要原因。观欧美之国，其农户多行轮耕，而我国耕作千载之土地，依然年年耕作。长此以往，土地越发贫瘠，而人口越发繁盛，终有穷困之时”。

“独秀”进而提出“我华夏之民族欲强盛，则必须抛弃1以战胜之虚名而战，的传统，而以工商之利，以民生之利而行扩张之策，所获皆为强国之资财，则我国愈战而愈强，敌国则愈战而愈弱”。他更提出”“国策之要旨，在于使国民分享战争之收益，如此则国民乐于国战，国家遂无亡国之忧”。

“独秀”得出结论“目下俄人鼻有挫败，然元气未伤，国势未蹙，一旦休养生息，必为中华之患。故而此刻罢手，徒获所谓战胜之虚名，甚或连虚名亦不可得，而实利更为有限。此战当追亡逐北，彻底光复北庭都护府旧地，并于中亚恢复葱岭，西海之安西都护府故地，移民实边，大修道路，广开厂矿，大开阵陌，如此则可谈华夏复兴，而为我帝国千载兴盛打下根基、，。

此文一出，国内主战派如获至宝，工商业也多了些心思。皇汉派更是欢欣鼓舞，章炳麟亲自主笔，大赞“独秀”者“人如其名，乃我皇汉出类拔萃之俊杰也”。《新民丛报》挨了一闷棍，一时也失了声。

正在这时候，又一颗重磅炸弹出炉。

《华夏时报》刊登了笔名“东藩”的一篇鸿文，当时让所有主和派，甚至主战派都是目瞪口呆。

此文名称为《光复华夏祖宗之土，解放中华苗裔数百年之屈辱压迫一从历史看亚洲民族》。

一开篇，这位“东藩”就严肃地指出“纵观历史，考察民情，可知凡中亚民族，西伯利亚民族，皆为我中华苗裔。我中华复兴，非独复兴华夏主脉，也须帮助中华苗裔摆脱俄人这样蛮霸沙文主义的压迫，

使他们回归到华夏母族的怀抱之中。如果贪图独自安乐，放任我子女兄弟深受屈辱，则我等枉称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