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宇起身踱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景色，廖恩煦心领神会地也跟着来到郑宇身后。

“仲恺，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很广阔的，日出日落，所有人每天都在过着的生活，有属于的理想和追求。”

廖恩煦默默地听着。

“国战固然重要，可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全部。”郑宇的话让廖恩煦心头一动，“国战走到这一步，国家的安全想必不用太担心了。作为普通人，自然也会开始考虑其他的一些。作为国家领导者，也自然不能只着眼在眼前这一亩三分地。”

“也许国战还要打很久，但胜负已定，而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就在于我们在胜利之后如何面对，面对这个世界。”郑宇平静地说道，“青年团是国家的未来，仲恺，你的目光，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眼前的急务。”

廖恩煦收敛心神，诚心诚意地说道是，陛下。”

“你们这些青年，既然要做青年的先锋，做国民中的先进分子，就不能眼睛走盯着上面。”郑宇的话让廖恩煦又是一愣，“你们在基层的宣传，我是很欣赏的。但我建议你们把工作做得再扎实一些，眼光看得更深刻一些。”

“这个国家真正的基础，还是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劳动者。”郑宇叹了口气，“可偏偏他们的命运，历朝历代以降却最是无人关心无人挂怀。说着民为本，可实际上统治者关心的只是让这些人吃到半饱，别起来闹事也就罢了。反倒是军队也好，衙门也好，酷吏差役，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防着这些草民起来造反。”

“我们这个政府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压迫民众，而是服务于民众。”郑宇的话让廖恩煦也不由得身子微震，“爱国主义，一切为了国战，是，国家民族的大义，需要底层民众参与，甚至需要他们为国牺牲，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可只是让他们去牺牲，去献身，这样的宣传鼓动，到底能持续多久呢？”

“仲恺，国战的转折点已到，我们迫在眉睫的危险已经了。”郑宇转过头看着廖恩煦，认真地说道，“你们如果真的想把民众发动起来，进一步以更大的热情和努力支持国战，就不要只是下基层做宣传，讲口号。你们要明白，民众真正需要的是，你们要亲身体验民众的疾苦，民众每天的油盐酱醋，和他们心贴心，背靠背。”

廖恩煦谨慎地问道陛下，您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与工会和农会合作，走访基层，收集民意，和他们加强沟通？”

“对。”郑宇赞许地点了点头，“不过不仅仅是和工会与农会合作，你们的走访调查，沟通交流，不能只停留在工会农会这些社会组织的层面，不能是喝喝茶，开开座谈会，聊聊天了事。你们这些人，很多并不知民间疾苦。如果只是每天看着报纸，在街头发表下演讲，在学校搞搞文学社，你们以后进了政府，也只能是高高在上的老爷；进了工厂，也只能是对着报表发号施令的白面师爷；进了军队，也就只能是在士兵面前官大一级压死人。”

“你们要到劳工中去，和他们同吃同住，促膝谈心，推心置腹。”郑宇平静地说道，“不用长，每次有个三天五天都可以，借助假期也好，形式要多种多样，要形成制度化。到工厂参与劳动也好，对劳工住宅区家访送慰问品也好，农忙季节去田间地头劳动几天也好，你们考虑好，拟出一个方案来。”

廖恩煦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就一个原则：你们也好，民众也好，文武官员也好，财阀也好，三教九流，都是平等的。身份的不同，只代表职责不同，并没有贵贱之分。上下级之间是规矩，但并不影响人格本身的平等。”郑宇看着他，表情严肃，“你们不要自诩国家民族的精英看不起民众。朕要的不是奴才，是尊重，也尊重别人，以公正和平等的态度做人做事的人才。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原则都做不到，那也就没必要再留在青年团。”

廖恩煦神色一凛，发自内心地一鞠躬是，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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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恩煦从来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口头**者。

在另一时空，这位“黄埔之母”主导了广东政府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改革，是平均地权的第一个实践者。为了筹措黄埔校费，他不惜屡次亲自求见掌握实权的桂系军阀，在烟床前边恳求在鸦片中飘飘欲仙的杨希闵签字。他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任事的实干家。

得到了郑宇的命令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青年团的执委会，两天不眠不休碰出了一个总体计划，报经批准之后马上开始实施，又通电各地青年团分团，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行动计划。

很快，全国上下两百万青年团员已经行动起来。这些精心选拔的优秀青年，在严密的组织之下，利用课余和节假日走访厂矿乡村。他们与工人同吃同住，畅谈人生，听取工人们的所思所想，收集他们的意见，写出调研纪要。他们在山村水乡给农民带去城里的小玩意，在乡村小学客串几天教师，和村民们一起啃窝窝头，吃红薯粥，捡拾干牛粪，跟农会的技术员一起搞秸秆还田教育，铡秸秆，怄鸡粪，烧猪食，松土地。

这些思想开阔，谈吐不凡，又没架子的青年很快就和工人农民打成了一片。

对读书人的敬重在中国民众之中早已根深蒂固，这些淳朴的工人农民看到这些“有大学问的”读书人和同吃同住，一起下地劳作，感动之余，很多话也渐渐说了出来。

民间的一些不适当的政策，地方政府出于媚上搞的很多过头活动，各种形式主义，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搞的很多劳民伤财的工程，乃至某些基层干部的官老爷做派也都一一被记录在案报了上去。

另一方面，青年们也亲身体会到了民间的很多实际情况，远远不像书本上那般单纯。

很多农村保留的陈规陋习，乃至很多残忍的民俗，也让不少人触目惊心。

比如在一些地方，他们对于“进门寡”，即新婚不到百日便死掉的，会实行一种“除晦”的刑罚，以惩治这些“克夫”，“**”的，用剃刀剃掉其**，又用烙铁烧红之后按在阴部，留下其的名字。

在一些地方，对“**女”的惩罚更是惨无人道，把受罚旅人赤lu身体捆在门板上，用生猪血泡一团金丝线穿在针上，将其**一针一针地缝合起来。

目睹原本和言笑不忌，很是淳朴的村民在这一刻简直变身成了地狱恶魔，很多青年都无法的眼睛，受到了无比强烈的震撼。

一些地方的贫穷落后也深深地震动了这些青年。贫苦的农村，下地干活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家里几个只有一条裤子，来了客人，一人见客几人躲起来只露着头好奇地看着。在一些地方，学生们不得不由当地警备部队派人保护下乡，否则甚至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抢婚”，“走婚”。在珞巴人的地方，还发生了学生被下毒的事情，原因是按照民俗习惯，“毒死别人可以获得他们的智慧和财富”。

很多没有进入战时管制的厂矿，工人们以两班倒，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住在猪圈一般的窝棚里，每天下工，累得东倒西歪，在工头处被水从头到脚浇一下，就去睡觉。很多煤矿工人身上带着没弄干净的煤灰就去睡觉，居住的地方简直让人作呕。

这一切，让很多沉醉在“国战胜利”之中的青年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们没有想到，在报纸上鲜花似锦的宣传背后，还有这么多民众生活得如同猪狗一般。而这些淳朴的劳动者却并没有太多的愤怒，最多不过是希望每天能有淋浴，希望多几毛工钱，希望能成个家娶个婆娘。他们觉得世道其实比以前好多了，至少现在活得比以前向人，能吃饱，逢年过节厂里给酒肉，还能攒下些积蓄。听说国家在北边打胜了，将来是不是能像甲午年一样参加镇边军移个民？借点饥荒（债务）也值了。

在这样的碰撞之中，这些未来国家建设的骨干们，逐渐多了些思考，也向上提交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调研资料。

这一个“到劳工中去”的运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化的青年社会实践制度，更对未来国家的施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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