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已经进入了举国动员的体制。

各大财阀组织起来的“报国团”，与各个社团一起，开始在民间进行广泛的思想动员。身穿白衣，挎着主刀的志士们，跟着一些甲午年或战死在中国的妇女，穿行在街头巷尾，动员募捐，乃至动员不在征召范围内的男子主动参军服役，组织各种民间活动宣传大东亚圣战。

在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仙台，各个主要城市，报国团，救国会，兴亚会等各个社团组织的“爱国义举”每天都在热热闹闹地上演，报界凡是有人敢对战争说三道四的，晚上家里被扔了砖头乃至鞭炮是轻的，被殴打甚至刺杀都是家常便饭，警察也基本上不闻不问。

日本的乡间，各个村子里，村长和上面下来的大人们，甚至是旧藩主和武士，每天都在挨家挨户动员青年人踊跃参军，即使是镇台的征召令没有下来，身为大和男儿，为了大和民族的未来，也要有踏破支那四百州的勇气。把一腔热血洒在大东亚圣战的神圣事业之上，为天皇陛下尽忠成神，永享护国之神的祭祀，这才是男儿正道

各个镇台的后备步兵训练营，重新征召起来担任伍长的甲午老兵们，看着眼前这些表情各异的菜鸟，看着他们有狂热，也有怯懦，还有不知所措的迷惘，似乎也被勾起了当年的回忆，想起了某些人，某些事。他们手中的棍棒，以最为冷酷无情的方式击打着每一个动作有丝毫不够标准的青年，口中的咒骂简直可以气死一头牛。在最为惨无人道的训练之下，菜鸟们很快就成了军令下的机器。老兵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暗自希望这些人的命运，能比当年的那些同伴好一些。

自日本的福冈，下关，长崎的码头，各镇台动员起来的日本青年在狂热的军歌声中，神色各异。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着越来越远的家乡，看着岸上亲人的身影渐渐模糊，消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旁边的伍长，看着越来越模糊的码头，看着身边这些人的样子，此刻也只有一声叹息，黯然神伤。

日本的各大财阀已经根据战时统治经济的规定全速运转。

工人工资被立法限制，并且采取了强制捐纳，即所有工人工资的15，所有公务员工资的25，所有一定收入以上人员工资和红利的35都要购买战争债券。工人的工作已经延长到14个小时，而工资在“一切为了大日本”的口号下并没有增加。

日本各个纺织工厂生产的缫丝和面纱，茶叶，各色农产品，鲸肉，各种鱼肉罐头船运到海参崴，再通过铁路销售到欧洲，或者直接船运到南北美洲，再从当地购买各种军用物资，军火生产的原材料。

日本本土的煤矿，铁矿和铜矿山都从美国进口了大批的采矿设备，采掘，浮选，精选，很快这些矿石就会在各个军工厂中最终变成杀人的武器，随后运往朝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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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日本军方，右翼团体和亲日派展开了疯狂的聚敛活动。兴亚会和朝鲜附庸兴韩党，以去美国打工为由招募朝鲜穷苦妇女，签下卖身契，随后把这些妇女送到日本军部下属会社在俄国后方基地开设的ji院赚取外汇。更有甚者，大批的朝鲜妇女被送到了兴亚会下属会社在前线开办的兵站慰安所充当***，解决前线军人的性饥渴问题。

在慰安所，每个朝鲜妇女，甚至包括贫苦的日本妇女，往往一天要慰安上百名军人，累得站都站不起来，很多人就这样悲惨地死去。

朝鲜国内，皇国化和大东亚圣战的宣传铺天盖地，征集所在城市和乡间四处搜罗身体合格的青年，强迫他们充当军夫，而支付的只是所谓的“军用手票”。朝鲜的马，牛，猪，羊，鸡都被大批征调送往前线。

在兴亚会的资助下，部分朝鲜所谓“亚洲派”学者组建了日韩友好协会，从篡改历史到编造文学，宣扬日韩人种一体论，日韩文明一致论，日韩语言同源论，为日本彻底吞并朝鲜进行舆论准备。

此时此刻，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整个国家已经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运转了三个多月。

自战时体制启动以来，这个揉合了后来一战各工业化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以及二战总体战思想的国家动员体制，就开始如同章鱼的触角一般把这个国家牢牢捆住，榨取他的每一分潜力。

经过郑鹰的反腐清洗，再经过郑宇上台之后借着对兵变的清理而开始的几次大清洗，整个帝国的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在郑宇对于国家美好前景的许诺之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在多年持之以恒的民族主义教育之下，在皇帝遇刺，新皇登基引发的狂热爱国浪潮之中，随着各级政府，各个媒体，从党部工会农会行业协会再到青年团少年团等各个社会组织的统一配合，一股前所未有的“一切为了战争”的狂热浪潮早已席卷了整个神州。

根据早先制定的国民经济转轨方案，一共有一万三千两百家各型企业纳入了战时经济转轨的体系之中，其原料采购，产品生产都受到驻厂军管代表的直接控制，按照计划指令进行。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按照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情景，计算出所需要的各类军用物资的数量，然后分解为各种原材料，工时，火车车皮，船舶吨位，再根据各厂矿的地理分布，周密地安排好各种原料，产品，人员的输送计划。

整个国家已经如同蜂巢一样忙碌了起来，各个与战争沾边的工厂，从各银行拿来了融资租赁的额度，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添购机器设备，生产各种军用物资。招工的广告贴得满街都是，而各个社会组织也动员大批放了脚的妇女进厂做工赚份外快，而社会组织则组织人员为这些妇女统一看管孩子。

在这种计划体制之下，在狂热的爱国热情和适当的物质激励引发的劳动竞赛和技改竞赛促进下，战争开始才三个月，中华帝国主要军工产品的产量已经翻了接近一倍。虽然前线的弹药物资消耗也同样超过了之前最激进的预期，但由于战前储备的雄厚以及军工生产的快速起飞，国家的持久战力并没有受到损害。

战区疏散下来的难民也被各级政府统一安置，男人或者已经在战区就地入伍或参加军夫队，孩子被送到各个学校插班，妇女也安排了工作。

在社会上，青年妇女被发动起来撰写信件，与前线陌生的战士组成“笔友”，鼓励他们为国奋战。所有的信件都接受帝国军邮系统和宪兵部队的严密检查，禁止任何含有失败主义和颓废思想的信件被发送。而其中涉及到军事机密，或者有危险思想的，立即会转交给军法体系乃至调查局进行追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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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的中华帝国，战争的痕迹无处不在。

帝国文教部已经紧急下令，年度教育方针中包括“让孩子理解目前国家在发生的事情，鼓励他们心灵中的爱国观念，帮助他们明白对国家负有的责任”。升旗仪式从每周一拓展到每周一三五，父亲在前线作战的孩子站在队列最前，接受其他孩子仰慕的目光，并且受到老师一系列的优待。每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除了讲课，都无处不在地灌输侵略者的不义与残忍，弘扬着华夏文化的崇高和伟大，讲述着历次对外战争的英雄事迹，抒发着整个国家洋溢的爱国激情。

在各个学校，每一次重大胜利，都伴随着庆典。在首次海战大捷后，各学校的午餐加餐，并且组织学生开战作文竞赛，要求他们写出“我如何理解海战胜利与我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日常的作文题目成为“假设一列装载伤员的列车到来……”，“假如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