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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南省粮仓的滨湖地区不仅颗粒无收，反而涌来长沙讨吃，长沙粮食怎会不紧张，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岑春冥竟然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岑春冥仍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据统计每月运走粮食10万石以上，同时听任商绅地主猖狂囤积，更有甚者岑春蓂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且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前文曾说过，欧美等国的粮食因为生产成本比中国要高，在价格上也贵得多，所以很多国家不仅从他们在亚洲的各殖民地搜刮粮食，还要从日本和中国收购粮食。

日本因为有朝鲜作为族殖民地，每年可以出口数以万计的粮食，然而中国本国的民众还大多吃不上饭，也为了暴利出口粮食。

当时是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湘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岑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21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这是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节奏。

谷米的大量出境，商绅地主的囤积活动，使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据王先谦等人呈报的调查数字，1910年三月下旬，省城公私存谷不满三十万石，即颗粒不外溢，不足两月之食。

而此时距新谷上市为时尚早，米价一日数涨，且有扶摇直上之势，由往年每石二二千文上下，猛增至每石七八千文，各米店皆悬牌书早晚市价不同六字。

本就因开埠而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加速破产、且已民不聊生的长沙城内，人心日益恐慌，局势更形动荡，迫于饥饿的民众铤而走险的征兆日益明显。

风潮从愤怒的群众砸毁米店开始，请愿要求官府降低米价，发展到与政府公权相对抗，铤而走险地殴伤政府官员，烧毁巡抚衙门，毁损外国人在湘机构，持续了近一周的时间。

这件事中虽然有着长沙士绅和湖南巡抚岑春冥之间勾心斗角的原因，但是究其根本还是岑春冥贪婪无度，但是虽然岑春冥的行为在长沙引起了民乱，他也只是落得一个解职的惩罚，贪污而来的金银依然都装在他的包里。

徐卫自从回国后就后背依靠大英帝国全然不惧大清的各级官员，所以在与岑春冥往来期间一直都是各种明面上的利益，受到长沙士绅不喜岑春冥的影响，一直没有私下贿赂过他，他也因为惧怕英国的势力没有为难过徐卫。

这一次护卫队的行动从小了说是扰乱治安，从大了说就是叛乱，这件事不管是放在那里都是湖南政府这里占住道理，所以岑春冥这次就是要揪住这件事来搜刮一下徐卫的地皮。

按照清廷的规定，一镇新军单单军饷粮、秣以及训练经费每月就需要耗费二十多万两白银，同时一镇的武器装备还需要一百万两左右，而矿山和纺织厂每月的税收不过三万两，这对于庞大的新军系统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岑春冥要求剩余的钱从湖南的士绅中募捐，但是以岑春冥与湖南士绅之间的龌龊勾当也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所以几乎所有的钱都需要徐卫这个冤大头出。

另外，岑春冥虽然答应新军的统制保举徐卫的族兄徐斌担任，但是新军后勤辎重的主官却安排的是自己的人，新军的粮饷必须经过后勤辎重才能到达官兵的手中，按照这种状况徐卫不知道自己拨付的钱款还有几成能够发到官兵的手中。

现在是形势比人强，纵然知道是岑春冥趁机盘剥，徐卫也得自己将这个苦果咽到嘴里，无外乎是花钱买平安的事情，既然这件事能用钱解决，也就不算最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