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开门，但我透过窗户却看到那两个男人在我家楼下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时不时地朝我家窗户望，我赶紧把窗帘也拉上了。

我这样在家里呆了两天，第三天吃过晚饭，妈妈说带我出去买点东西，我们一起去了超市，我发现妈妈买的全都是出远门要用的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妈，我们买这些做什么？”

“有用，”妈妈只简短地回答了这两个字。

等我们买好东西回到家，发现家里不但有人进来过，而且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动过，可是妈妈却没有马上报警，反而让我赶紧看看录音笔是不是还在。

我奔到了我藏放录音笔的地方，发现东西还在，妈妈松了口气，她仍然没有报警，而是让我和她一起把被翻过的东西收拾归位。

第二天，爸爸公司的那个法务专员岳正凯再次出现在了我家里，他重新带来了一份补偿协议，妈妈简单地看了看协议，什么话也没有说，直接在协议上签了字，岳正凯把十万元的补偿金交给了妈妈后就离开了。

两天后，举行了父亲的葬礼。

葬礼上来了很多人，让我意外的是，我竟看到了孤文骞，他当时并没有注意到我，那时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父亲公司的老板，我突然想到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家的途中他接到的那个电话。

警察说我父亲坠楼的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左右，我记得那时我就坐在孤文骞的车上，而他正好接了一个电话，我仍记得他接电话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封锁现场和消息，等我到了处理”。

我不用求证也能确定，他的这个电话肯定和我父亲坠楼有关，我整个人也仿佛从高楼坠落入深渊，我控制不住地浑身发起抖来，母亲以为我穿的孝衣太薄冷得受不了了，让人带我去了休息室。

葬礼结束的一个星期之后，我和母亲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

两个月前，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办好了签证和护照，本打算在春节时去美国看望已在几年前移民过去的舅舅，准备一起在美国过个年，没想到这个旅行之约三人少了一人，而母亲带着我不是去旅行，而是告别了故土，而我的人生也从此彻底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