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隐约地感到，如果凭自己的创新能力，很可能是可以搞成的，事实上他一个人建立了跟共产制度差不多的温莎财团，财团里的成员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组织的保护，似乎跟一个共产国家也没多大差别。

但他很好奇马克思会怎么折腾这个国家，为了表示支持总书记的工作，苏黎世银行凑了一千万英镑的无息贷款给苏联，没有规定马克思怎么用，也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还。

这一千万是苏联的外汇储备，内部将在苏黎世银行的帮助下发行卢布。最后，干脆苏联中央银行采用苏黎世银行的平台系统，这不是唐宁要求的结果，但马克思自身对庞杂的金融体系运作没有精力去了解，伟大的苏联还有那么多的事务要他老人家去指导，交给别人也不放心，还是交给苏黎世银行算了。

不仅马克思放心，别人也放心，你说一个号称要消灭资本家的地方，要是没有苏黎世银行的保障，哪个企业家敢去投资啊？新苏联是个真正的穷国，没有国外企业家来办厂，很多产业都落后得不行，所以苏黎世银行的金字招牌是必不可少的。

唐宁很熟悉的一个名词闪亮登场了，马克思确立金融系统之后成立了最重要的行政部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过，马克思比历史上的计划委员会高明之处就是没有制定一个“五年计划”之类的东西，因为定死一个时间似乎很愚蠢，做得好很快就可以结束一个阶段并开始下一阶段嘛，考虑不足的话，超过五年也很正常。

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阶段确定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国策是不允许私人资本存在，所以就算是企业家来办事，都是给国家打工，政府给钱，你帮做事，不想干你别来，这种政策显然吸引力不高，来给苏联打工的都是在别的国家混不下去的低能厂长们。

唐宁在一旁窃笑，哈哈，老马马上就碰到难题了，真正的雄才大略的企业家肯定是逐利的，没有给别人打工的习惯，哪怕是给国家打工。他才不会命令旗下企业去给苏联打工，自己借钱给别人，还去给别人打工，这是有病吗？

现在修路最厉害的工厂已经不是唐宁的工厂，自从他创建了预制件式水泥路的模式以来，很多的路桥公司跟进，有的已经经过自己的苦心摸索做得比唐宁的公司还好，其中一个就是曾经跟唐宁在卢森堡吃lpg女孩飞醋的那个家伙鲁尔的父亲布依隆。布依隆从水泥生意转到了水泥路铺设的生意，是卢森堡的公路大王。当然了，起重机、推土机等必须的机械还是得从苏伊士运河公司购买。

苏联交通部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说动了卢森堡公路大王，一起出资成立苏联路桥总公司，布依隆提供全部技术和工程师，可占到这个路桥巨无霸的10%股份。这个时候，欧美的资本家突然在心中打了一个激灵，哇，似乎参与苏联的建设可以取得一个垄断型公司的股份，有点意思，这是垄断一个比欧洲还大的国家啊。

仿佛闻到腥味儿一般，嗜血的资本家终于被可以占部分股权的机会引诱来了，全球的优秀企业都跑来苏联考察一下。在这一波个外企投资小*中，苏联设立了多个国家级垄断企业：苏联石油总公司，苏联化工总公司，苏联国家电网，苏联国家水资源总公司，苏联建筑总公司，苏联钢铁总公司，苏联人寿保险公司，苏联财产保险公司，苏联社会保险公司，苏联汽车总厂，苏联矿业总公司，苏联兵器工业集团，苏联邮政集团，苏联冶金集团，苏联铝业总公司，苏联商业地产总公司，苏联建材总公司，苏联电机总公司，苏联粮食总公司，苏联煤炭工业集团，苏联船舶总公司，苏联重工业集团，苏联民用建筑总公司。

这些国家垄断企业有一个特点，参股的国外资本最多只能占有10%的股份，由于预见到的垄断地位，还是有相当多的优秀企业跑来参股，因此，合作伙伴的质量还挺高的。所有这些企业中，最奇葩的当属苏联国家电信集团，因为这个产业几乎没有别的公司可能跟温莎的电信帝国来竞争，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产业，因此，苏联国家电信集团不得不由温莎帝国来参股，并且是在所有垄断国企中占最高的股权，达50%。

至于说西伯利亚大动脉属于什么东西？这个很难说，因为苏联总书记对此态度非常暧昧，泰晤士报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一条线路。偏偏它又是苏联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因此，温莎财团事实上还是控制了苏联的金融、电信和交通三大要害部门，被纽约时报称为“把国家当成了商业模式，将一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垄断，这钱赚得太爽了。”

天地良心，唐宁根本就不看好行政垄断模式，英国的已经被废弃的原始东印度公司垄断模式以及公会垄断模式不早就证明了这效率不高吗？现在是草创阶段，所以欧美才以为这10%的垄断公司股份很有前途，哼，等着瞧吧。

应苏联总书记马克思同志的要求，西伯利亚大动脉这个利国利民的伟大项目要早日开工，所以“人类足迹公司”重新规划了动工方案，从札幌出发的两路建设大军变成了三路，多出来的当然是直奔西伯利亚，把这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西伯利亚大动脉”给建造出来。

跟历史上的苏联不一样的是，马氏苏联非常的自由，从一开始就被苏联内部各路媒体批评国营企业对私人企业的压制，幸好马克思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他仍然独来独往，要把人类从经济危机的漩涡中拯救出来。

欧美的经济学家讽刺道：“经济危机是真的根除了，因为根本没有繁荣，危机不危机都是那个德性。”

李鸿章也嘲笑苏联，说他们的水平似乎跟太平天国差不多，希望搞最大的平等，等着瞧吧，平等就把工人的积极性锁死了，工厂一点活力都没有。大清国对这话深表赞同，大清媒体都称苏联为“苏联太平天国”。

不管外界如何嘲笑，苏联至少做到了把最底层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从匮乏至死的边缘拯救了出来，至少国家是保证他们有饭吃的，根本没有失业率，所有的工人、农民都得安排工作，薪水多少那是另一回事。

政策性安排工作是资本家最怕的一件事，那是降低企业盈利的最大杀手啊，投资到垄断企业的资本家拼命地拦着政府干这件事，因此，苏联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奇观——资本家上街去游行示威。经常打着这样的标语“请政府不要再往我们公司里塞人，否则我就破产了！——苏联路桥总公司投资人布依隆”。

这一场景被纽约时报刊登成头版照片，成为爆笑一幕，给再往苏联投资的企业家们敲响了警钟。

每当出现这种爆笑事件的时候，招人完全自主的苏联电信就特别自豪，他们保持着良好的运营状态，在内部还是资本家管理工人那一套，井井有条，商业逻辑清晰，在苏联，电信公司是最好的国营企业，首都新西伯利亚流传着“嫁人就嫁电信郎”的童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