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文武大臣都在这里各出各的主意，虽然很少会有极富建设性的主意，但是，倒还真是给大伙不少启发性的灵感。

“陛下，或许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才对。”方才一直都在沉默不语的韦云起这个时候清了清嗓子站起了身来说道。

他走到了地图跟前，手指戳了戳其中一个位置然后说道。“臣以为，西突厥虽然也很强大，但实际上，他们与我华夏并无仇怨，所以，会不会与东突厥联合进攻我华夏，臣以为只在两可之间。”

“那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让西突厥看到我们的实力，强大到令西突厥觉得动用武力，不会带来足够的利益，那么，西突厥肯定会对我们与东突厥之间的冲突持观望态度。甚至有可能想去当得利的渔翁，等待着东突厥被我华夏击败的那一时刻。”

韦云起的手指所点的地方，正是延安以北一千多里地的敕勒川，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弯和其周边流域。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及生活资源，民谚亦讲“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种河套的地形在世界大江大河里绝无仅有。河套周边地区，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都具有比较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把河套文明推到了最高峰，同时又把河套文明传播到更广阔的区域之中。

河套平原通常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一般讲的河套平原主要指阴山以南的黄河冲积平原，包括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前套平原主要指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一带的平原，南北朝时称“敕勒川”，五代时叫“丰州滩”，明朝以后称“土默川”。

以前，主要是匈奴人在这里活动。秦统一之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徙谪戍以充之”，但泰祚短促，秦末天下大乱，移民皆返还家乡，河套复为匈奴所有。汉武帝反击匈奴，占领河套。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粮饷运输极为困难，于是西汉中央作出开发河套的重大决策，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由政府全力以赴、深入持久地全面介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典范。

元朔二年，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遂取河南地。然后大臣主父偃向武帝上疏，“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后又于元朔四年置西河郡（郡治今府谷西北）。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

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十，五原郡有县十六，云中郡有县十一，定襄郡有县十二。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它郡亦相继筑城。新设置的县也在筑城，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所筑。太初三年夏，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罗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

河套地区所筑之城，既是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又是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点。西汉虽然在三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但退居漠北的匈奴仍有强大的进攻能力，机动性强的匈奴骑兵仍经常窜入河套地区进行骚扰，如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太初三年秋匈奴大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并将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尽行破坏。征和二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昭帝时，匈奴还曾在入侵五原、杀略数千人之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地新迁来的人民是不可能散居于野外的。

匈奴退出后，河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从内地大规模迁民以充实这一地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分别在三大战役结束的当年。元朔二年春，第一次战役结束，当年夏，政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元狩二年夏，第二次战役结束，其年秋，“则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元狩四年春，第三次战役结束，其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这一次规模最大，河套地区移人恐不下三、四十万人。此后小规模的迁民经常进行，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汉“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数据统计，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九十，户三十万余，口一百四十六万余（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二分之一计）。

终西汉一代，河套徙民估计约百万人。而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有二十八万人，仅及河套的五分之一。

王莽时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建武二十六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