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媒人正在我家里跟父母聊天。见到我回来，狠狠的数落了我，说我不该那么草率的辞职，现在女方的父母已经知道了，非常坚决的让王思远跟我断绝来往。

媒人到我家跟我父母说一声，也是走一个农村式退亲的“程序”。父母在媒人面前，也狠狠的数落了我的不懂事，太莽撞等。

我终于明白了，石家庄已经再也不适合我的发展了。如果要找到合适的工作，必须再回到北京。

三个多月在石家庄消耗了下去，除了写作有进展外，其他方面一无所获。不能再等了，我必须立刻返回北京。

如果不尽快找到工作，接下来的日子就进入年关，年前不把工作搞定的话，年后再求职工作间隙就会太长，用人方就会有种种猜测。

父母给我凑了2000块钱，让我孤身一人再次去北京打拼。这一次重返北京，不像当初从西安调往北京那么轻松。当初属于公司内部调动，直接报到就可以上班，有公司给安排的住房。

现在的我，到了北京首先面临的就是住宿问题。北京的房租很贵，当时一间小两居都得2000多块钱。与人合租的话，差不多每月也得平摊1000块钱，加上日常的开销，身上的钱顶多支撑一个月。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名叫马晖，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读大学期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次重返北京，我准备先去投奔他。马晖毕业后先找了一份销售工作，一边做着销售，一边报考司法考试。去年司法考试通过了，开始在律师事务所实习。

实习律师无法独立办案子，马晖只能拿到事务所给的生活费，每月1000块钱，扣除伙食费后剩下800块钱。

这种经济来源无法抵御北京的生活压力，马晖和两位同样的实习律师在东五环的驹子房租住着一间小民房。

这些房子都是城中村的破旧平房，房租每月300块钱。价钱便宜的房子，条件也非常差。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一张破旧的双人床上，晚上挤着三个大老爷们睡觉。

与马晖合住的一个叫李广东，一个叫刘伟。他们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年轻律师的起始阶段都很艰难。

驹子房是北京最大的民工聚集区，厕所是大街上公用的，常年无人打扫，里面的粪便都堆积成了山。

进去一次厕所，会被熏得流泪，恨不得买一面防毒面具。我投奔马晖以后，四个人挤在了那间小平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