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正在闲侃的时候，走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猥琐男，背着一个小小的红包袱。来到乡亲们跟前，眼睛翻了翻，说：“各位老乡，我老家是贵州的，到北方来打工。带来的钱被人抢了，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希望各位行行好，给点钱，让我买点吃的……”

这些人一听有人被抢了钱，居然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纷纷掏钱救助，有人一下子把身上的几十块钱全部拿了出来，塞给了那个猥琐男。还有人提议，说：“让大队里的喇叭给喊一喊。”

“大队”的叫法源自于70年代的农业合作社，我记事起，见村子里一直称村委会为“大队”，称乡亲为“社员”。他们所说的大队里的喇叭，也就是指村子里的广播站，很多名字的叫法都是一代代的传承下来的。

我忙叫停，说：“大家冷静一下，我在北京的时候，这样的人遍地都是，都说自己被抢了，一天没吃东西了。难道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同时被抢了吗？你们不要中了骗子的圈套……”

那位老大爷听不惯了，指着我的脸，说：“人家一天没吃东西了，你不帮忙也就算了，干吗阻止别人干好事呀？你还大学生呢，一点爱心都没有，你上学都白上了，怪不得用人单位都不要你……”

我觉得跟他们沟通说不清道理，经历和阅历不一样，见到的世面不一样。这种骗术在城市里已经司空见惯，骗子们在城市里越来越难生存，开始辗转农村阵地。

农民们平时省吃俭用的，有些人买盐都舍不得买袋装的，为了省几毛钱去买散装盐，现在却心甘情愿的把钱拿出来救济了这位骗钱的猥琐男。

乡亲们一边捐钱，一边鄙视我，很多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一怒之下，我只好回家去，不跟他们扯淡了。

刚走了几步，听到村委会里的大喇叭广播了起来。广播员是本村一位70多岁的老头儿，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会说普通话，甚至还听不懂普通话。平时也不看电视，看了也只是看看画面，听不懂电视里的语言。

每次邮递员来送信，都是邮递员告诉他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个的读给他，他听到一个名字，广播出去一个名字，最后告诉这些人来到村委会来取信。

那个老头儿为村里的大喇叭服务了多年，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广播员只换过一届。前任广播员逝世后，才把这份工作交给他的。

这种干到死才让贤的思想，深深的扎在乡亲们的心里，难怪他们不懂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辞职？只知道一旦这个人没有在本岗位上干到死，就是犯了错误，被单位给开除了。

此时此刻，这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对着喇叭，播报着“公益广告”：“社员们注意了，大街上，有一个外地人被人抢了钱，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哪位社员有爱心，赶紧到十字街口去救济一下对方，献出点爱心，帮帮对方……”

我越想越来气，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们，真是太可怕了。如此笨拙的一个骗术，在城市里已经人人喊打，在农村里居然能够受到如此“重视”。回到家门口的时候，母亲从家里正巧走出来，我问：“去哪里？”

母亲说：“我听到大队的喇叭喊了，大街上有人被抢了，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去送点钱给他。”

“回去！回去！”

我一下子拉住母亲的手，硬是往回拽。母亲一边走，一边数落我，“我知道你现在没工作，咱也不差这点钱吧，能帮别人一下，就帮别人一下，算是积点德……”

给母亲讲述了一下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全国出差期间，看到这样的骗子几乎每个城市都有。

母亲听了后，相信了我的话，她是了解儿子的，知道我也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不会说瞎话。

过了没几天，整个村子都在笑话我，大致说的都是老大不小了，工作都没有。母亲对我说：“这几天你别出门了，别让乡亲们看到你，他们要是问我，我就说你已经找到工作，上班去了。”

我向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在老家的父老乡亲们眼中，我这次不仅丢了工作，还丢了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