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公子朱承佑出世之后，山东军系统内部的向心力更加强大，就连朱平安都能感受到，山东的军官们明显团结了许多，本地派系、降将派系、凤阳派系以及技术军官派系之间的摩擦也少了很多，相比较于关外战场和剿贼战场的愁云惨淡，山东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海贸如火如荼的进行，大笔源源而来的金银，不禁支撑了山东的扩军和武备，更是进一步增强了对山东的文管系统的渗透。

周延儒再次入阁以来，虽然政绩不尽如人意，但对于朱平安的势力阵仗却是帮助不小。周延儒重用自己的心腹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和董廷献等人把持朝政，朱平安的金银也源源不断的送进京师，让周延儒一党喜不自胜。借此良机，朱平安、赵光抃在王承恩的帮衬下，将一批心腹亲近之人安插到山东的各个职位上，山东巡抚方岳贡虽然有些察觉，但事涉内阁，他也只能望而兴叹、无可奈何。

现在的周延儒权势滔天，虽然还不比不上当初的杨嗣昌，但也不遑多让。但其中也包涵一定的隐忧，其心腹吴昌时等人狐假虎威，利用周延儒的名号打击政敌，收敛财富，不禁将屠刀指向了内阁成员薛国观，还对当初曾经帮助过周延儒重返京师而立下大功的张溥、马士奇等人动了手。

张溥为复社骨干，因不满杨嗣昌专权，而不断为恩师周延儒复出而奔走。周延儒返京后，张溥喜出望外，立刻整理改革国事现状的条陈、主张，整理成册。呈递给周延儒，并与京师士子到处议论朝政。由于其人书生意气、直言上奏，也让周延儒、吴昌时等人心生不满。

不久之后，张溥在太仓家中突然暴毙，死因蹊跷可疑，坊间传言便是吴昌时等人心生忌惮，暗中毒杀了张溥，这其中周延儒便有脱不了的干系。如此一来，周延儒一党在朝中的风评急转直下，加上敛财成风，政绩不佳，朝中各个派系顿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朱平安也曾去信婉转的规劝周延儒要收敛一点，但周延儒此时却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认为如今朝廷一方面要仰仗他的才能主持大局，一方面又要倚重他“提拔”的朱平安、汪乔年、孙传庭等人来挽回战场上的颓势。所以，对于朱平安的提议和劝慰，他并未放在心上，反而颐指气使的告诉朱平安：“你尽管做好山东的事宜就好，朝中事务自有我在！”骄横之态尽显无疑。

无奈之下，朱平安也只得委托王承恩密切注意朝中动态，同时加强情报搜集工作。崇祯十七年的脚步日益临近，山东目前可以调用的兵力在六万到七万左右，虽然还不足以主导整个战局，但绝对已经是一股谁都不能忽视的战力。满清借松山大捷的威势，以武英郡王阿济格为主帅，领兵再度南下，在京师直隶等地如入无人之境，但在山东的宁津、吴桥两处却遭遇到顽强的阻击，阿济格深知朱平安的利害，一见势头不对，当下便立即撤出战斗，径直向南直隶一带攻击，再不与山东军接触。

而时间刚刚走进崇祯十五年，大明便再次遇到了关内、关外两条战线上的败绩。

李自成克南阳之后，再度引大军围攻开封。陕西总督汪乔年率军出潼关救援，左良玉攻破攻破临颍，下令将闯军士卒屠杀殆尽。李自成闻讯大怒，率军大败左良玉，将其围在郾城。汪乔年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率领一万轻骑奔袭李自成粮草辎重集中地襄城。吸引李自成来就，再以贺人龙、李国奇、郑嘉栋、牛成虎陕军、孙传庭团练兵、杨文岳的保定兵趁机突袭，力图一战击溃闯军主力。

但事与愿违，朱平安不幸言中。李自成大军一到襄城，贺人龙、李国奇等部争相逃窜，就连左良玉都放弃了郾城，匆匆向湖广一带撤退，汪乔年反倒成了孤家寡人，被李自成牢牢围困在襄城。

孙传庭、杨文岳、虎大威等人拼死向襄城靠拢，但兵微将寡、势单力孤，根本靠近不得。

崇祯十五年二月二十七，襄城被闯军攻陷，汪乔年在斩杀数名闯军士卒之后，被生擒。李自成深恨汪乔年掘其祖坟，命令将大骂不已、拒不下跪的汪乔年的舌头割下，并挖出其膝盖骨，但汪乔年仍以手指向李自成唾之，最后在襄城西被五牛分尸，以身殉国。

各路败兵相继退回潼关，朝廷万般无奈之下，再度启用孙传庭为陕西总督，并总督河北、河南、山陕兵马，主持剿贼事宜。

而关外松山也终告陷落，满清大军围困松山数月，松山守军虽然在登莱水师的支援下苦苦支撑，但终究难以为继。

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清军以重炮轰开松山城墙，大队人马蜂拥进城，与明军绞杀在一处，也因此导致了登莱水师无法对明军进行炮火支援。

邱民仰眼见松山大势已去，遂下令斩杀了临阵脱逃的张若琪和马绍愉两人，随后带领亲卫与清兵展开巷战，混战中，邱民仰和李辅明、姚勋等受伤被清军生擒，不屈而死。而王廷臣则带领三千残兵，趁着夜色，在登莱水师的协助下，退到海上。

自始至终，朝廷和宁远、以及山海关明军都未曾发一兵一卒的援军。松山明军大部战死，其余除王廷臣部外，都成为满清的俘虏。不久之后，锦州祖大寿所部献城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