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和李自成不是历史上的个别存在。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先后爆发过大大小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正如一位伟人所说，“这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见的”。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农民起义最频发的国度？或许根源就在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独裁和腐朽。尤其在每一个王朝的后期，皇帝或昏庸或暴虐，是一蟹不如一蟹，官僚腐朽透顶，几乎无官不贪，横行霸道，土地高度集中，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如果再赶上个天灾**，到处是饿殍哀鸿，人民卖儿鬻女，为了生存，农民的暴动和起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明朝末年就是这样一幅图景：“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富户）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的起义者被官府抓获后，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无所畏惧地说：“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俗话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

振臂一呼，群起响应，斩木为兵，揭竿而起，但多数情况下，缺少的正是一个领头的人，一根“出头的椽子”。

而能充当出头椽子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好勇斗狠的绿林好汉，强梁蛮横的流氓无赖，真正安分守己的善良之民是没有这份胆量和勇气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般说来，这些领导农民起义的所谓领袖们，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素质，能力和德行是难以令人恭维的。由于出身社会底层，难以接受到好的教育，他们往往难以具备治国的本领和政治家的谋略。

素质问题，是农民领袖取得更大成就的瓶颈。

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都是好的革命家，知道如何打天下，但绝不是好的政治家，因为不懂得怎样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还是前面那句老话：他们只懂得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会建成一个新世界。

民国时期的陕北老乡李健侯先生曾写有一部奇书《大顺帝李自成秘传》，“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语），而我则与之相反，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合理性，但却不特别恭维其领袖人物。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农民起义由低到高大致有四种类型：

最低层次的是打家劫户，占山为王。这些“山大王”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只是小股的流寇，扰民的土匪，不具备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比如明末的“摇黄十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