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亡于流贼。

有人说：明亡于党争。

也有人说：明亡于三饷。

对于这些结论，不想做什么终极评判，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三饷加派，无异于饮鸩止渴，是明末最大的弊政。

崇祯三年（1630年），辽东局势吃紧，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满清政权，明朝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在正常农业税基础上，每亩农田加征一分二厘银子，全国每年共加征白银一千零二十九万两，这就是所谓“辽饷”。

因连年旱灾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陕北农民，再也无法承受加在背上的这最后一根稻草，首先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辽东八旗军的攻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造反的浪潮很快席卷整个北方。

崇祯十年（1637年），为了剿灭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原希望只临时加派一年，不料“剿饷”用完了，民变却没能扑灭，只好继续加派。

这一项加派又使每年增加租税银三百四十万两，走投无路的贫民纷纷加入农民军，造反的农民越“剿”越多。

崇祯十二年（1639年），既要镇压前仆后继的农民大起义，又要抵挡咄咄逼人的辽东八旗兵，内阁大学士杨嗣昌借口训练士兵，增强明军战斗力，提议每亩农田再增“练饷”银一分，共加征白银七百三十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加派，每年达到了二千一百万两左右，超过正常租税的几倍。再加上各级官吏借机搭车，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骨髓都被榨尽了，再也没有一丝活路。

史书记载：极目四望，田地荒凉，荆棘塞路，门内蓬蒿丈余，狼狐之类白昼纵横，人立而嚎，贫民拾瓜蒌以充饥，鹄面鸠形，惨目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