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来源

佛教僧人虽然“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但他们首先是人，也就免不了与人间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真正“不食人间烟火”。首先一点，僧人也必须吃饭穿衣，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才可能参禅拜佛。而佛教寺院除了保证本寺僧人的衣食住行，还要招待往来的游方僧人，要保证佛像面前一年四季香烛供品不断，要建殿堂、塑佛像、开法会、刻经书……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从这一点上说，佛教僧人与世俗凡人要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么，中国僧人的经济来源何在呢?(1)寺院田庄

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惟一稳定的基础，而中国寺院经济的基础又主要是寺院的土地和庄园。

中国寺院拥有土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点已经不得而知。但最晚在东晋时代，寺院就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田产。据《高僧传》记载，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道安，因为相貌丑陋，一开始不被师傅赏识，命他在田里干活，连着干了3年，他却毫无怨言。这说明，在道安时代寺院已经有了田地。到南北朝时代，皇帝及王公贵族向寺院舍田的记载屡见于史书。比如梁武帝敕建大爱敬寺，就赐给寺院良田80多顷。到了隋唐时期，这种“舍田”的现象就更加普遍。

寺院田产的另一个来源是信徒的施舍。这些信徒包括已经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居士。早在晋代，就有寺院周围的村民，因信奉佛教自愿把自己的田地施舍给寺院。在宋朝，还有这种情况，一些出家的僧尼，在出家时连同自己的资产田地一同舍入寺院。如成都超悟院僧人文英，出家前经商，十分富有，后来信奉佛教，于是把所有资产捐入寺院，抛弃家庭出家。他用自己的资产及其他信徒的施舍，为寺院购置了300亩田产。还有一些信奉佛教的官僚地主，他们向寺院施舍的田产数量往往相当巨大。比如宋代初年，节度使田钦全和他的妻子，把家庭全部田产舍入寺院，其总数达到8546亩。而南宋初年，大财主杨和王一次施舍径山寺田地13000亩。

许多寺院还自行购买土地。自东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就不断得到皇帝、贵族官僚以及广大信徒大量财产的施舍，寺院也因此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从北魏开始，寺院购买土地的现象就已出现。隋唐以后，虽然由于均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实施，使寺院购田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依然可以找到不少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唐宣宗年间，长安附近的安国寺就购置了一处庄田，包括房舍、田地及树木，并立有契约，t由地方官员签署。

宋代，一度曾下达禁止寺院向民间购买土地的禁令，但没过多久，这条禁令就形同虚设。宋代寺院购田的记录屡屡见于各种史籍。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皇帝下诏特许明州阿育王广利禅寺购买田地。寺院住持德光禅师将朝廷的赏赐，以及大臣、居士们施舍的钱财用来购田，总计买田4000余亩，每年收获5000石谷子。

寺院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方式获得大片土地的。从北魏、隋唐开始，寺院广占田产的现象就很普遍。发展到宋元以后，寺院占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南宋时，一些大的寺院拥有的不动产田地多达数万亩。辽代，有一昭华寺，拥有540顷寺田，合计万亩以上。不难想象，这样规模的寺院实际上就是一座庞大的庄园。《续高僧传》中曾记录一座这样的寺院：

“京邑清禅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碾，库藏盈满。京师殷富，无过此寺。”

这段记录描写京城的清禅寺，在重重殿堂院宇之外，是繁茂的竹林、青翠的田园。这座寺院不仅有水田旱地，还有碾房一类的手工作坊，以及装满了各种东西的库房。在整个京城，也没有比这寺院更富的了。

寺院的庄园除了种植农作物，还有其他各种收入，其中工业作坊和商业活动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从敦煌发现的寺院账本中知道，敦煌净土寺仅磨坊一项收入就相当于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宋朝，江南各寺拥有碾房、油坊一类作坊是极为普遍的，它们给寺院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收益。此外，寺院从事的手工业还有制砚、制墨、冶铁、冶银、纺织、刺绣、饮食、船坊、制茶、印刷、造纸等等。(2)“长生库”和“无尽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