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武帝对佛教的崇信达到了极致。在梁朝建立3年后，梁武帝下诏宣布自己事佛，并从此遵照在家佛教信徒的戒律修行：礼佛诵经、吃素断酒肉，并运用皇权优待僧人、广建佛寺。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极盛。仅京城建康一处，就有寺院500余所，僧众10万余人。这些寺院僧人拥有丰厚的资产和大批奴婢，俨然成为一批僧倡贵族。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一些僧人直接受到皇室雇用，权势很大。他们有的出入宫廷，有的代表皇帝出家，或者被皇室请为“家僧”。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皇家供给，而皇室给他们的金银财物、车马随从等赏赐更是惊人。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这样描述南朝寺院的繁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融合儒佛道三教，着重宣扬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思想。他著有许多佛经注疏和佛学论文。梁武帝还创办了水陆大斋、无遮大会等法会，亲自讲经说法，并制定了《涅粜忏》《大般若忏》等。为了表示对佛教戒律的重视，他明令禁吃肉食，著文反复阐明禁吃肉食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倡导，汉地佛僧改变了原来吃三净肉的习俗。素食习惯成为汉地佛教的一大特色。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的发展已达到极盛。佛教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日本、高丽等国派遣僧人来中国求法，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北传佛教中心；佛教寺院的建筑、佛教石窟的开凿、佛像的塑造、佛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以及佛教对世俗文化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佛教僧人及寺院的发展也一发不可收拾。《旧唐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

在这种情况下，到唐武宗时不得不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佛教的运动。在3年间，勒令拆除寺院4600余所，小庙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多人，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不过，唐武宗打击佛教运动只起到了短期成效，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发展。这是因为他的继承人没有执行他的政策，而是和他的先辈一样，扶助佛教发展。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佛教向纵深发展，更加深入民间，佛僧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故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如严禁私造寺院，严禁私度僧尼，限制度僧人数，来限制佛教僧人及寺院的发展规模。这种势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据清朝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统计，当时全国僧尼人数约为80万。

天下名山僧占多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年代，寺院多建在城市，特别是洛阳、长安、建康等大城市，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佛教僧人逐渐把活动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幽雅恬静的大山之中，所以有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谚语。

自南北朝起，中国的名山就逐渐与佛教僧人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出现了著名的佛教四大名山。

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又称为“四大道场”，因为它们分别被作为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的道场。

五台山极盛时，五峰之内寺院多达300余座，至今尚存100余所。著名的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院。其他还有塔院寺、金阁寺、佛光寺等等。五台山佛教还有一大特色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有自己的领域。青衣僧(汉僧)住显通寺、塔院寺、金阁寺、灵境寺等，黄衣僧(喇嘛)住菩萨顶、金刚窟等寺庙。

峨眉山现有佛寺70余所，其中万年寺是普贤菩萨的中心道场，历史最久，香火最盛。其他著名的大寺还有伏虎寺、报国寺等。

普陀山佛寺基本属于禅宗，都以供奉观音为主。历朝相继建立寺院，一度有寺院庵堂218所，僧尼2000余人。其中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被称为普陀“三大寺”。

九华山鼎盛时期，佛寺达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香烟缭绕，终年不绝，故有“佛国仙城”美称。现在还保存78座佛寺，以化城寺、祗园寺最出名。

除了四大名山，凡是名山几乎都与佛教密不可分。如五岳的中岳嵩山有少林寺，这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南岳衡山有著名的般若寺，禅宗六祖惠能的嫡传弟子怀让曾住此寺30余年；北岳恒山有中国寺庙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悬空寺。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有被称为“四大丛林”的著名佛寺：当阳玉泉山寺、苏州灵岩山寺、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都建在山上。南宋末年的宁宗时代，曾对江南禅寺评定等级，由此产生了“五山十刹”，其中的“五山”指杭州的径山、灵隐山、南屏山及宁波的天童山、阿育王山。

总之，在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间，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从人烟稠密的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的边缘乡村，到处都有中国僧人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