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彪很快就意识到欧阳锡的特殊价值，便将一整天的行程安排都延后，单独和欧阳锡在办公室里就经济问题一直谈到晚上，边谈边问，收获很多。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欧阳锡这个人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坎坷和壮志难酬的人生，只能屈居在永安公司担任财政总管，即便曾经担任过民国政府的铁路财经总办，实际上也只是短短的当了几个月就被迫离职，此后又继续去新新公司担任财政总管，以此度日养家。

当然，欧阳锡确实很讨厌，谁都知道宋彪在东三省的大多数收益都来自于低农业税政策，并且是东三省最大的大地主，同时持有大量的煤铁专营权，他却明知故犯的强烈建议宋彪提高农业税、出台法规压制大地主阶层、取消煤铁专营权。

天色渐晚，宋彪亲自起身送欧阳锡离开办公室，他一贯非常尊敬这种专业人士，即便对方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以及过于较真和严苛，为了所谓的原则和“正确的事”不惜冒犯宋彪。

总督府大楼里灯火辉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工作，外面广场上的明月如煌，照在厚厚的积雪之上更显的明亮，此时的宋彪刚成为东阁大学士，正处于权力的巅峰，特别是将清政府捶打的满面流泪更让他不知道有多得意。

宋彪端着大茶缸站在黑漆漆的窗户玻璃前，看着总督府楼宇之外的世界，心里居然有点忐忑。他此前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很会搞经济的，至少将东三省的经济工作抓的很不错，直到今天遇到欧阳锡，他才知道自己和墨西哥的那位大独裁者波费里奥.迪亚斯没有任何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他更懂得搞军事工作，手握重兵，同时又占据着更多的资产。

正是在欧阳锡直言不讳的建议中。他才发现自己不仅是一个万恶的大资本家，还是一个更万恶的大地主、大矿主，当然。他不会因为良心发现而和钱过不去，和自己过不去。

下属相信自己的正确而提建议并不难，作为一个决策者的宋彪却必须面临着众多的考量和权衡。

这一夜注定很漫长。因为宋彪终究更希望东三省可以发展的更好，他知道，这里才是中国新时代的希望，这里才是中国经济和工业的希望。

……

奉票、立藩等事的冲突改变了很多事的安排，立藩事件逐渐平息之后，章炳麟主笔的《新论“隆礼尊贤”》才作为《东北日报》的新社论刊登出来，却很快就像是一颗炸弹般在整个中国都掀起了新的新政浪潮。

《新论“隆礼尊贤”》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人、知识分子、新文化分子和整个上层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宋彪对《荀子》思想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很多人将《荀子》作为儒家思想复兴和改良的新标准。推崇荀子为新圣；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人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去解读传统哲学，在西学大范围入侵和冲击的环境下，在国学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找到一种中国文化的救赎之路。

这条路就是《新论“隆礼尊贤”》。

这就有点像康有为当年提倡的儒家改革，康有为的想法要改儒家为宗教的方式。结果这条路没有走通，肯定也走不通的，而章炳麟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找到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的普世精神，以及和人类现代思想共通的部分，然后去重新解读创新。

章炳麟提出一个思想叫“复古归元”。就是要回到战国时期去重新解读诸子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从秦代开始，儒家思想就一直被皇室利用而误读，他就特别批判董仲儒和朱熹，认为中国沦落到今天，实际上在董仲儒和朱熹之时就已经埋下祸根。

中国传统思想在过去两千年里都走错了，我们要“复古归元”，重新解读真正的诸子思想。

正是章炳麟的“复古归元”思想之下，《新论“隆礼尊贤”》才会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引发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也只有在这个时代的人才能理会，因为大家都很迷茫，找不到方向，甚至是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而自卑，后来的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就是因为国学无救论，其实因为这种原因而自杀的国学大师在晚清之时是非常多的。

“复古归元”这个思想也是宋彪随意和章炳麟等光复会理论处的人谈到的，他就是随口说了这么一个想法，他自己觉得这两千年都被一直误导了，走错了。

章炳麟就翻来覆去的想，最后就将这个想法总结成一个理论，并且用各种引经据典的手段来证明这一理论，于是乎就火了。

《新论“隆礼尊贤”》是1908年2月15日上午刊登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甚至连日本的很多报纸都转载了一遍，京师的大小官员在讨论，全国上下都在谈论。

这段时间里，只要是读书人，大家一见面就会谈到这篇文章，有反对的人，可赞同的人是大多数，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如此下去的话，国学是无救了，靠中国传统思想是救不了中国的。

《新论“隆礼尊贤”》就是在这种危机中突然间被国人拔到了一个极其高的高度。伴随着《新论“隆礼尊贤”》，《东北日报》的社论合辑《东三省新政书》也开始在全国流传，更多的人开始审视“宋治中”先生的这些文章。

所有看过《东三省新政书》这本书的人都能感觉到精神一震，仿佛全身每个毛孔都在流淌热气一般的激昂，似乎是找到了强国的方向。而宋彪的新名字“宋治中”也在这段时间响彻全国，成为人人皆知的东阁大学士。

此事绝对在清政府的预料之外，令清政府异常的恐慌，非常之恐慌。

正是在这种恐慌中，军机大臣张之洞和醇亲王載沣带着数十名京师官员抵达东三省考察新政，此时的京奉铁路已经修通，来去只要两天时间。他们却用了整整一个月才抵达奉天府，这中间的原因大约只有清政府自己心里明白。

在和欧阳锡商谈了东三省的财税问题的第二天下午，宋彪先开了一个简短的税收政策讨论会。听许各方面的意见，正式任命欧阳锡为调研局经济科的科长，委派调研局重新的全面考察东三省税收和经济政策。此后，他才乘车前往火车站迎接醇亲王載沣。

宋彪一贯是个不太会给清朝廷脸面的东三省总督，哪怕是刚接收了清朝廷特赐嘉赏和任命，他还是穿着和整个清王朝格格不入的军礼服前往火车站迎接載沣。

当然，他也有一些给脸面的安排，比如事先让各级校尉官都准备了有假辫子的军帽，挑选那些留有辫子的士兵参加迎宾队和护卫工作。

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

这也是宋彪第一次见到张之洞，虽然他们此前通过电报往来的非常密切，某种程度上还是很陌生的朋友。